公募基金走过13载，繁华岁月已过，如今些许惆怅和低迷已悄然滋生。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时行业外人士的一些观点，或许具有一定参考性。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曾参与基金法的修改。他以一个行业外人士的身份，向记者分析了公募基金业目前低迷的一些主客观原因，并且强调主因是根本。

　　证券市场的两难

　　提到证券市场，吴弘认为：“从整个世界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不错，但证券市场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

　　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过高导致二级市场的利润空间乏善可陈，吴弘表示，“这是我们所无能为力，仅能做的就是去呼吁改良。”

　　对于能不能扩大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适时地避开证券市场低潮？

　　吴弘透露，在基金法征求意见稿之前，也就是前年，吴晓灵曾经委托他们在上海成立一个课题小组，做理论上的分析。“今年年初，征求意见稿出来，我们也都参与了。”吴弘说道，“从立法者和监管者的要求来看，显然光靠证券性投资基金是不行的，吴晓灵也是有这个想法，是不是能搞出更广泛的投资基金，但这个跨度就比较大了。我们的建议是主要调整为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意味着和私募去抢饭碗，合不合理？面对记者的疑问，吴弘介绍：“这属于分散风险，法律上是可以规定的。比如多少比例的投资额度，这个完全可以做到。”

　　“那时就意味着投资渠道多元化了，除了投资证券市场，公募基金还能在其他方面做点副业。”

　　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公募基金目前的问题主要还是内部问题，内因才是根本”。吴弘认为。

　　发展公司型基金

　　纵观公募基金13年来的运行历程，不难发现证券市场的牛市通常是公募基金的春天，同时也是许多普通投资者的赚钱时刻。但是股市不赚钱的时候，通常公募基金也不赚钱。

　　“这样基金就失去他存在的意义了。专家理财、组合投资者等是公募基金所标榜的，但有些时候公募基金体现不出专业性方面的优势。”

　　业绩其实和公募基金的本身体制相关极大。

　　我国的公募基金大多是契约型，一纸建立的委托关系对投资者而言十分模糊，许多管理人则并不以信托责任为第一位。投资人买过基金后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资金去向。

　　“我们分析认为契约型基金是有问题的，包括给央行前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做的报告，在基金法修改稿中也是提倡引入公司型的机制。”

　　美国的许多共同基金都是公司型的，基金本身就是一个公司，持有人就是股东。股东雇佣投资顾问进行资产的打理，对管理人的制约比较直接。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觉得公司型要比契约型有优越性。”吴弘分析道。

　　据透露，发展公司型与契约性两种公募基金模式已经被写进基金法草案里了，但能不能通过，以及通过后监管机构具体会提出怎样的要求，依然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是既然法律写进去了，相信以后肯定会有公司型的公募基金出现。”

　　然则，目前来看公司型基金或许有着诸多优势，但就目前中国的状况而言，何时实现这一目标仍然是个未知数。至少其中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方法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薪酬与业绩挂勾

　　在现有环境下，如何调动基金经理的投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段子：证券市场不好了，证券公司的老总们去坐经济舱，但基金公司的经理仍然坐头等舱。

　　公募行业人才的流失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性的人才危机，制度上的保障不足和体制外的诱惑太大是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尤其是目前由公募投奔私募更是成为了一种趋势。“私募的环境比较轻松，体制状况比较活跃。到那里更能发挥个人的能动性，而且相应的收入也会高。”吴弘对此不无感叹。

　　如何在能留住人才的同时又使他们兼具对投资者的明确责任和义务意识？薪酬和业绩挂钩或许是一箭双雕。而对于基金从业人员的薪酬与业绩关系，吴弘也颇有研究。

　　“现有的薪酬保底和业绩挂钩方案，要把和业绩挂钩的部分放大。”吴弘肯定地说道。

　　但他也有一些困惑一直挥之不去：“讲了多年都没解决，有顽症所在，就是某些利益共同体不愿让利。如果让基金行业自发地去解决这个问题不大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去说，这时就需要监管部门来弄，但监管层可能还要考虑稳定性与平衡性。这是我们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