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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3期(总第3期)
上传时间:201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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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碳金融与清洁技术开发试验区规划构想

             中央财经大学环境金融法研究所  朱家贤  张小平

    编者按:本文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服务法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法学会共同承担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首都金融业稳定与发展的法律对策研究”的部分成果。该成果的前期研究报告得到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委书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赵凤桐同志的高度重视,并由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法学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共同召开了中关村再创新座谈会。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中国科教智力资源最密集、最具创新特色和活力的区域。1988年,国务院批准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成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9年,国务院作出了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决策。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2005年,国务院做出了支持进一步做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决策。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包括海淀园、丰台园、电子城、亦庄园、德胜园和健翔园在内的“一区多园”跨行政区的高端产业功能区。园区内创新创业型人才集聚、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与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相互配套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商务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持续改善。依托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成就,在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上一轮经济浪潮中,中关村作为技术、资金、人才、产业的集群地带,引领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潮流,成为具有“中国硅谷”之誉的创新中心,对于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追赶跟踪国际新技术发展方向,起到了重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倡导企业环境责任、发展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经济成长必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作为上一轮技术革命的在中国的传播和扩展中心,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仍然有望以人才、技术、体制的优势,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经济复苏做出贡献。截至2005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有环境保护企业543家,工业总产值达到27.17亿元,同时,在中关村地区注册或设立办事处的本土、外资、合资创业投资机构有33家,管理的可投资大陆的资本总量为7亿美元。从2002年起,能源环保产业占园区总收入比重稳步增长,截至200811月,比重仅次于电子信息,已成为中关村第二大产业,是中关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关村科技园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已经具备发展碳金融和清洁技术试验区的初始条件。

《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规划》中将能源、环境保护、新材料及资源循环利用作为园区重点突破的技术领域之一,指出要“利用动态联盟和联合体的模式整合中关村环保产业相关技术资源;支持新能源技术研发、应用示范和推广,以应用为最终目的带动新技术的产业化。中关村能源、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目标是为全国和北京市建设环境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做出贡献。能源、环境保护重点发展大气(空气)环境治理、污水污泥治理、电子废弃物治理、节能与能源多样化利用、太阳能技术应用、锌空气动力电池等新能源、新型环保材料、资源循环利用等”。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还造成了巨大损失,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能够安全。”作为一个2009年底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GDP总量为11865.9亿元的超大城市,北京地区自身的生态环境容量声誉空间不容乐观。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实现节能减排,提高环境效益,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在原有区位规划和产业定位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建设中关村碳金融与清洁技术试验区。

一、建立中关村碳金融与清洁技术试验区必要性

1、“碳约束”社会的来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先布局

早在19世纪,法国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约瑟夫·傅立叶(Joseph Fourier1768-1830)对地表辐射进行了研究,提出大气层会滞留热量的结论。其后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发现了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对地球表面暖化的重要性,并提出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一倍时,气温会随之上升1.5-5.5℃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探讨了在地球生态系统各类资源有限约束的限定条件下,以大规模消耗化石燃料和大规模合成人工材料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上限问题。人类对于自然力的掌握、运用和透支,已经使得我们面临环境质量临界、生态安全临界、代际资源支付临界和系统自组织临界的危险状态。上述对增长模式的反思和对温室效应的确认,经过学术研究、公众观众、变更政治已成即外交博弈等过程,转化为国际机制层面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与之相关的《京都议定书》等一些列国际文件。尽管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暂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任务,尽管关于增长的极限是否已经来临还存在争论,尽管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是几乎可以肯定预期的是,我们将迎接一个“碳约束”社会的来临。

全球气候变化极大地压缩了世界化石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空间,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已经不再允许中国沿袭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那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发展道路。在这种压力下,中国需要积极实践、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道路和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又不破坏消除贫困和现代化发展的前进。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锁定效应”,一旦形成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中国必须抓住发展尚未完全定型的契机,避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碳排放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用低碳发展理念指导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大方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使加速发展阶段提前考虑“低碳发展道路”,缓解与日俱增的国际压力,并且与此前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以及建设生态文明、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着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消费模式,从战略高度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提升中国未来国际竞争力、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外部要求和内在动力。

发展清洁技术,建设低碳社会,从技术形态上,不是某一个单项技术的孤军突破,而是具备产业集群效应的一系列重大技术的突破;从组织形态上看,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是一种更为激励创新、更能体现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社会模式的出现。这样的孵化器要求和改革策源地的期待,将再一次把中关村推到历史的前台。因为中关村所具有的技术、管理、文化积淀和资金、市场、品牌的优势,最可能聚变产生上述结果。

2、中关村自身定位和转型的历史机遇与中关村再创新之间的历史契合

中关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与中关村“以贸养工”、“以贸促工”的发展模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随着产业升级、产业分化的渐次展开,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以贸养工”、“以贸促工”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步淡出。高科技创新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和其他中介服务。新的融资模式,新的产业与金融结合方式,是中关村谋划下一步发展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金融危机的真正教训在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可能最终沦为人类贪欲的潘多拉魔盒而已。考察多轮经济长周期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没有公司制,不会有产业革命的长足进步;如果没有风险投资,不会有网络技术的全球普及;同样如果没有碳金融和环境金融,不会有新一轮能源技术的革命和相应的低碳技术的发展。因此,中关村新一轮的创新,必然在技术和金融双轮驱动之下的新文明地标。

20世纪90年代以前,金融业和环境产业各自具有自己的体系、语言、方法、对于成功和失败的界定等。但全球变暖的加剧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使得两者逐渐产生了内在的联系。环境金融是金融业和环境产业的桥梁,旨在寻求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排放物和转移环境风险的金融产品。中关村无疑是中国环境金融或碳金融最有可能的应许之地与希望之乡。

二、建立温室气体自愿减排(VER)市场,为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积累经验

碳排放权(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手段,是应对气候变化、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思路。不同企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各异,因此与其他商品交易一样,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并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由此,排放权交易就成为解决气候变化最有效率的方式之一。排放权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发展的经济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综合问题。

排放权交易本质上也是一种金融活动。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排放权交易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经济实体: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管理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

在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基于配额的交易,如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下(EU 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另一类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典型的此类交易为《京都议定书》中CDM以及联合履行(JI)机制下分别产生还能够的核证减排量(CERs)和减排单位(ERUs)。

就市场类型而言,排放权交易市场大致可以分为基于许可的市场和基于项目的市场。前者是与有关机构的控制和约束相联系的市场,后者只需基于双方的合意即可。在项目交易市场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京都议定书》的灵活履约机制有关的市场,另一种是非京都项目的市场。非京都项目市场主要取决于买方自己的意愿和买方所在国或相关区域的要求。(详细市场分类见图1)。

不同的市场有着不同的构造原理。基于配额的市场的原理为限量交易,即由管理者制定总的排放配额,并在参与者间进行分配,参与者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排放配额的买卖。《京都议定书》设定的IETEU ETS和一些自愿交易机制均属于这类市场。

  基于项目的市场的原理为基准交易。在这类交易下,低于基准排放水平的项目或碳吸收项目,在经过认证后可获得减排单位(如《京都议定书中》的ERUsCERs)。受排放配额限制的国家或企业,可以通过购买这种减排单位来调整其所面临的排放约束,这类交易主要涉及具体项目的开发,因而得名。

 

传统意义上,中国的碳市场聚焦于CDM项目,并且充当的是卖家的角色。由于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承诺了碳排放强度目标,并将其写入十二五规划进行分解,因此中国在碳交易方面存在巨大的商机。尽管因为立法前景的不确定性,中国未来自己的碳交易活动究竟采取怎样的市场结构尚无法确定,但是推进自愿排放权交易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在自愿排放权交易领域,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此类市场交易平台的典型代表。CCX共有一般会员、副会员、参与会员和交易参与者等不同权利和义务的会员,提供登记系统、交易平台、清算及结算平台等交易基础设施,提供配额交易(Exchange Allowances)和抵消交易(Exchange Offsets)两种减排交易方式,有现货、期货、期权等不同的交易合同。亦有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应建立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但是鉴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不完善和政府在环境管制中的强势地位,应当结合企业与政府间环境自愿协议和自愿性排放权交易体系两种制度的优势,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愿协议型排放权交易体系。

自愿排放权交易体系分成交易所和场外交易(OTC)两个部分。毋庸置疑,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自愿排放权交易市场需要有交易所作为集中交易的场所。在排放权交易所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三足鼎立的格局,并且都在试水排放权自愿交易活动。我们认为,成立中关村排放权交易所仍然具有经济上、政策上的优势、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中关村科技园区产业集群程度高,经济活动总量大,容易满足启动自愿排放权交易所需要的市场规模;

其次,中关村科技园区驻区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普遍重视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参与自愿排放权交易的欲望一般强于其他企业;

第三,中关村产权技术交易所目前已改组为北京产权交易所。有从事股权、知识产权交易方面的丰富经验;

第四,园区内有多个产业联盟,组织自愿排放权交易活动技术成本较低;

第五,园区内已有的IT产业和环保产业可以为交易所提供必备的方法学研发和核证服务;

第六,在园区设立排放权交易所能够产生国内外两个层面的示范效应。

三、为能源链转型提供专门的风险资本服务

“碳金融与全球能源链的开发息息相关。由于全球对化石燃料走之穷途末路已逐步形成共识,而核能却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使得这个过程变得极难预测。”从高碳发展向低碳发展,根本上要依靠技术创新。中国目前能源结构中对煤和进口石油的依赖,不仅使得碳排放密度居高不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能源安全。为此,“中国能源科技的新近、中、远期发展的阶段目标是:

2020年前后,突破新型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技术,初步形成煤基能源与化工的工业体系;突破轨道交通技术、纯电动汽车技术,初步实现地面交通电动化的商业应用;在充分开发水利能源和远距离超高压交/直流输电网技术的同时,突破太阳能热法典和光伏发电技术、风力发电技术,初步形成可再生能源作为主要能源的技术体系和能源制造业体系。逐步提高核能、可再生能源和新型能源占总能源的比重。

2035年前后,突破生物质液体燃料技术并形成规模化商业应用,突破大容量、低损失电力输送技术和分散、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以及分布式电网技术,电力装备安全技术和电网安全新技术比重将达到90%,初步形成以太阳能光伏技术、风能技术等为主的分布式、独立微网的新型电力系统;突破新一代核电和核废料处理技术,为形成有中国特色核电工业提供科技支撑。实现核能、可再生能源和新型能源的大规模利用。

2050年前后,突破天然气水合物开发与利用技术、氢能利用技术、燃料电池汽车技术、深层地热工程化技术、海洋能发电技术等,基本形成化石能源、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核能并重的低碳型多元能源结构,以自主创新技术为支撑的中国特色新型能源工业体系。”

上述技术路线图中所列的重大技术清单,有一部分属于科研院所中的“国家队”主攻的方向,有一部分则属于民营高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关村园区驻区企业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新能源战略的实施有较长的研发周期和巨大的资金需求,特别需要“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的介入和支持。

就目前而言,中国风险投资发生集中于IT、互联网、电信及增值、制造业、医药健康、传媒娱乐这几大行业。然而在北美和欧洲,2006年在清洁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上升了45%。在日益深陷金融危机的2008年,全世界风险投资金额比2007年减少了8%,其中,对信息技术的投资金额减少了15%,而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却增加了2倍。比之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介入新能源领域的优势在于:第一,风险投资基金对他们所投资的行业非常熟悉,并且利用自身广泛的网络不断更新对该行业的认识,以寻找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第二,风险投资基金指导如何组合投资,以便达到更具有吸引力的风险汇报率。第三,风险投资基金在建立业务和为它提供持续不断的支持拥有专门的知识。第四,风险投资基金指导如何通过出售公司或首次公开上市退出投资组合,获取回报。中关村科技园区已经多家致力于清洁技术方面的创投机构,但是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我们需要更多、更大规模的风险投资。

 四、借鉴英国模式,倡导设立“中国国家碳基金”,并争取落户中关村

英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采取积极立场,以贯彻落实其“低碳社会”的主张。英国的碳基金是一个由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成立于2001年。目标是通过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从中寻求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帮助英国走向低碳经济社会。碳基金的出发点在于,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设定的减排目标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要不断采取行动来排除那些影响向低碳经济过渡的技术、经济和管理方面上的障碍。碳基金的工作重点集中在减少碳排放上,中短期目标是提高能源效率和加强碳管理,中长期目标是投资低碳技术。

    碳基金主要在三个重点领域开展活动:①能马上产生减排效果的活动,通过实地调查、专业咨询、金融产品等形式多样的服务,帮助和促进企业和公共部门利用现有技术制定并实施投资效益高的减排措施,提高能源效率,如针对用能大户的“碳管理项目”等,②低碳技术开发,通过赠款、贷款、建立创新基地或“孵化器”等不同方式和渠道,鼓励新的节能技术和低碳技术(也包括产品、过程和服务)的研发和创新,开拓和培育低碳技术市场,促进长期减排,③通过信息传播和咨询活动,帮助企业和公共部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向社会公众、企业,投资人和政府提供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大量有价值的资讯。碳基金的使用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促进研究与开发,二是加速技术商业化,三是投资孵化器.在低碳技术的选择上,注重技术评估的科学性,以降低市场风险。主要筛选标准是碳的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并注重成本效率。对于碳减排潜力大且成熟的技术,则优先考虑投资,对于碳减排潜力大但应用不成熟的技术或碳减排潜力小但应用成熟的技术,结合实际情况分别对待。

    从资金渠道看,碳基金的绝大部分资金来自政府部门的直接拨款,从资金来源看最主要是气候变化税。从2004/2005年度起,又增加了两个新的来源,即垃圾填埋税和来自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的少量资金。从资金性质看,绝大部分资金是来自纳税人的国家公共财政资金。碳基金接受并负责运作这部分资金,用于促进减排和有利于英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各项活动,实际上与政府形成了一种管理和使用这部分公共资金的委托代理关系。

    碳基金的管理运作模式非常独特,一方面由政府出资创立,每年从政府获得资金,代替政府进行公共资金的管理和运作,但另一方面,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地位的公司,碳基金采用商业模式进行管理和运作,力图通过严格的管理和制度保障公共资金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碳基金这种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独特地位,有利于调动和协调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咨询公司、投资公司、科研机构和媒体等各方面的力量,同时碳基金提供的各种服务受到企业用户的普遍欢迎,促使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经营观念发生明显变化。此外,碳基金还通过自身商业运作的经验和成功实践,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和示范效应,带动了对低碳技术的投资,并刺激了咨询业的蓬勃发展。

在独立的经营模式下,碳基金公司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03年首期选择了50个大企业进行试点,对这些用能大户、节能潜力大的企业提供免费碳管理服务。碳管理服务主要从三个方面抓住企业关注的问题:①成本问题,②气候政策法规:③企业声誉和企业形象。碳基金认为,如果只关注成本问题,只会引起企业中层管理者的注意,但如果关注法规和社会责任,则会引起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注意。所以要使企业接受碳基金的碳管理服务,必须从后两个方面加强对企业的说服力。碳基金的免费碳管理服务,能够为企业辨识节能和减排潜力,辨识投资机会,从而为企业带来较多的利益,所以企业一般都乐于接受碳基金的服务。在企业选择上,碳基金主要关注年能源成本在300万~400万英镑以上的大企业,因为大企业的排放量高、能源消耗高。而小企业的实验结果不够令人满意。碳基金最初开展工作时,是主动联系大公司,出资帮助它们做能源调查,为每个企业列出10个有限节能和提高能效的领域。企业没有负担,只出人力配合。通过这种免费服务的方式,企业容易接受,没有抵触情绪。随着碳基金的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今后企业要想得到碳基金的管理服务,必须先自己进行能源评估,然后才能向碳基金申请资金及投融资支持。鉴于碳基金的资金有限而市场需求巨大,碳基金的碳管理服务已不再完全免费的,要求企业提供50%的配套资金,且碳基金提供的资金有封顶,即不超过2万英镑。碳基金的运作受到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董事会的管理,获得拨款前必须提交工作计划和有限领域以保证政府的政策导向得到实现,每5年由第三方机构评估一词碳基金的执行效率,通过服务使企业自愿节能降耗,低碳发展。

在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的过程中,需要有类似的政策性基金,即弥补风险投资专注于商业性的不足,又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运营导致效率低下。事实上,中国已经设立了一个国家级的林业碳汇基金“中国绿色碳基金”并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多个转向项目。随着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上升的国家战略的高度,政府需要多元化的政策手段。为此我们郑重提议设立“中国国家碳基金”,以服务的方式资助重点行业的排放大户开展碳管理。同时我们建议“中国国家碳基金”总部或其营运机构设在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理由在于:

第一,拟议中的“中国国家碳基金”是一种政策性导向的基金。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在发展过程中有过长期的管理类似性质的创业扶持基金、技术研发基金的丰富经验;

第二,基金使用过程中与碳管理有关的大量的技术外包活动可以交由园区的高科技企业完成;

第三,基金与园区的密切联系有立于把握产业动态,确立不同时期的政策支持重点。

 

五、与园区内的金融机构合作,开发天气衍生产品和巨灾保险产品

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缓和适应两个活动领域。所谓减缓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节能减排,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的过程,所谓适应就是通过各种措施,应对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及气候异常变化所产生的问题。气候变化使得大量商业活动暴露在天气风险中。传统的风险管理工具难以应对变化莫测的天气风险。但是不可预测并不意味这天气风险是不可控制的。在寻找控制天气风险的恰当措施的过程中,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天气衍生品是一种用来规避天气风险的金融工具,1997年前后诞生于美国,成为增长最快和最具潜力的金融领域之一。传统的金融衍生品以实务商品、货币、汇率、利率以及股票指数作为自己的基础产品,天气衍生品采用了诸如气温、降雨量、降雪量、风力级别等度量尺度作为自己的基础指数。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数据显示,目前天气衍生品年交易额已达几十亿元,是美国成长最快的衍生产品市场;交易品种迅速增加,除了以气温指数为基础的产品以外,又出现了以降雨、降雪、风速等天气指数为基础的衍生品;交易的地理范围迅速扩大,所用的天气指数覆盖了越来越多的地区;供应者来源增加,天气衍生品供应商除了大型能源贸易商外,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及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都开始发展这种新业务;购买者来源增加,除了电力企业外,又增加了天然气、石油等其它能源生产者、经纪商和大型能源用户以及农业、保险业、旅游业、零售业等其它直接或间接受天气影响的行业。天气衍生品的主要产品包括天气期货、天气期权、天气互换等。我国幅员辽阔,天气异常变化幅度大,概率高;多数行业都面临不可忽视的天气风险;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又使这些风险主体规避天气风险的需求进一步显性化;而我国目前天气风险产品的市场供给严重缺位。发展天气衍生品,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物流的中心,开发天气衍生产品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和广阔的市场需求。中关村科技园区可以依托园区内发达的计算技术及北京作为全国气象科学中心所具备的完善的气象观测资料,为金融业开发天气衍生品提供定价模型等方面的支持。

 

 

天气风险具有非灾害性的特点。对于灾害性的气候变化,需要相应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从其激烈程度而言,巨灾有可以划分为常态巨灾和异态巨灾。在应对巨灾方面,传统上各国主要依靠财政赈灾机制。但是由于财政机制主要针对民生领域,商业领域对于通过金融手段分散巨灾风险仍然有着相当大的需求。最初的巨灾风险控制手段是巨灾保险和再保险。但是由于巨灾风险可保性较差,国外逐渐出现了大量更能分散风险的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包括巨灾债权、巨灾风险互换、巨灾风险期权、灾后股权融资、巨灾期货等。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仅仅依靠国家财政和民间捐助不足以解决巨灾给人民生活与社会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尝试开展巨灾保险及巨灾风险证券化等金融产品的开发,不仅有助于满足人民生活与商业活动中转移风险的需要,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保险公司的财务安全水平,增加保险资金的流动性,使保险业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

 

(感谢课题组负责人郭锋教授、周信会长和课题组成员曾筱清、吴韬、尹飞、高秦伟、邢会强、陈飞、杜晶、李倩、沈健、尹开拓、卢文涛对本文的贡献!)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服务法研究中心 P.C.100081

电话兼传真:010-62288867

E-mail: jrfwf@sina.com

中国金融服务法网站:www.financialservicelaw.com.cn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开发区卷·中关村科技园区志》,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中关村发展报告2008》,第167页。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

数据来源: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2010-01/22/content_9360762.htm,《北京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访问日期:2010413日。

[]索尼亚·拉巴特、罗德尼·R·怀特著:《碳金融》,王震、王宇等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刘雪飞:《循环经济学》,中国大地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课题组:《中国2050低碳发展之路:能源需求暨碳排放情景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同上,第157页。

王卉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金融创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

熊焰:《低碳之路:重新定义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页。

章升东、宋维明、李怒云:《国际碳市场现状与趋势》,载《世界林业研究》2005年第5期。

曾刚、万志宏:《国际碳交易市场:机制、现状与前景》,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24期。

关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交易机制,参见朱家贤:《环境金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158页。

陈兴华:《自愿协议型排放权交易制度构想》,会议论文。提交《气候变化与排全权交易:金融创新与法律规制》高层论坛(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9-11-28)。

Katherine Hamilton等:《2008自愿碳市场现状》,载《林业经济》2009年第12期。

[]索尼亚·拉巴特、罗德尼·R·怀特著:《碳金融》,王震、王宇等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中国科学院能源领域战略研究组:《中国至2050年能源科技发展路线图》,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陈治、张所地:《中国风险投资分布现状及发展研究》,载《未来与发展》2010年第3期。

蔡林海:《低碳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理查德·W·阿斯普朗徳著:《清洁能源投资》,杨俊保、何培西、谢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庄贵阳:《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气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10页。

刘海龙:《论天气衍生品在我国的开发与应用》,西南财经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穆琳:《构建与完善我国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研究》,天津财经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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