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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与投资者权益保护”研讨会上透露出的有关证券市场最新立法和司法政策动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律部
上传时间:2010/6/17
浏览次数: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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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5月7日,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与投资者权益保护”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上海高院、广东高院、深圳中院等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有关领导参加了本次会议。在研讨会上,上述与会嘉宾紧密围绕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创业板直接退市中的投资者权益保护、证券市场创新业务中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的法律问题等四个专题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深入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透露出了一些有关证券市场的最新立法和司法政策动向。对此,我们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整理,以供参考。
 
   一、扈纪华副主任:抓住《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的契机,完善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司法救济机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扈纪华副主任在5月7日下午研讨会闭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
    扈纪华副主任首先指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证券市场两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在立法上是挂账的。第一项挂账是2007年3月通过的《物权法》中未规定让与担保。因为《物权法》的物权一定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证券市场中的融资融券涉及到了让与担保,在2007年1月《物权法》六审稿出台以后,证监会提出了让与担保要入《物权法》,但是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因为2007年3月《物权法》正式颁布,这个事情大概对于融资融券市场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问题是挂账的。第二项挂账就是 2009年12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中未规定证券期货特殊侵权制度。在《侵权责任法》的二审以后我们对证券期货的侵权进行过研究,郭锋老师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极力主张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证券期货侵权,证监会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但同样因为时间的关系,《侵权责任法》颁布了,但其中没有明确规定证券期货特殊侵权,因此这件事情也挂账了。
基于上述,扈纪华副主任特别强调,实际上我们证券监管机构要抓住国家立法的时机,要关注立法、参与立法,才能够更好地解决我们证券期货市场对投资者保护的问题。全国人大现在准备启动《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就是包括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代位诉讼在内的公益诉讼要不要进来,这就是一个立法的契机。因此,要抓住《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的契机,完善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司法救济机制。
 
二、奚晓明副院长:针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尽快作出系统的司法解释,完善资本市场侵权民事责任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副院长在5月7日上午的研讨会开幕式上作了书面发言(贾纬代为宣读讲话)。
    奚晓明副院长在发言中首先回顾了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通过民商审判、行政审判和刑事审判对证券市场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司法引导的情况。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就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涉及金融债权领域、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等。在当时法律规定和市场条件下,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有选择性地推出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制度,通过对银广夏、东方电子和大庆联谊等典型案例审判,追究了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保护了广大中小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在证券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虽然没有杜绝(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杜绝),但相对过去大为减少。通过追究侵权行为民事赔偿责任,从经济利益方面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对遏制市场各种违法行为的发生,具有明显的作用。
奚晓明副院长进而指出,随着市场法律规范的完善、证券市场日益成熟、市场容量的急剧扩大以及市场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与日俱增的地位,研究如何追究证券市场其他侵犯投资者权益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侵权责任法》、《证券法》和《公司法》等法律规定,对证券市场发生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尽快作出系统的司法解释,完善资本市场侵权民事责任制度。
 
三、贾纬审判长:将取消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前置程序,涉及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诉讼可考虑设“专业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贾纬审判长在5月7日上午“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分组讨论上作了主题发言。
     贾纬审判长表示,目前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认定仍存在难点,在法律上还有待突破,比如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有一个前置程序,必须是有证券监管部门或者是行政主管机构查处以后,认定以后,才能进行民事赔偿诉讼。今后,要把这个前置程序取消。未来法官判定是否构成虚假陈述要看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违规内容是否属于重大事件。
贾纬审判长指出,对于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这两种行为比较特殊一些,相对于虚假陈述来讲认定的难度更大,因为虚假陈述有载体,查证起来或者是提交证据更加方便一些,内部交易和操纵市场确实专业性很强,不仅要及时地跟踪发现、监控,特殊的交易跟金额、笔数,还有短时期内的股价波动,要及时地发现,同时还要有一个长期的一段时间的跟踪,用台湾的话来讲就是在线和离线的调查取证。
    因此,贾纬审判长提出,由证券监管部门、稽查部门、证券交易所、学者、律师和投行里面的专业人士,也像证监会发审委一样成立一个专业委员会。一旦对某一行为产生疑问,可以随机抽取专家组成委员会参与判定,做出专业判断。我们法院根据专业委员会的意见判定,构成了侵权我们接着往下审,如果不构成我们驳回原告的诉请,也就是说,对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受理和审理不搞前置程序,但是设定一个确认的程序。
    
    四、曹守晔副所长:创业板退市案件或将作为人民法院独立案由  
    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曹守晔副所长在5月7日下午“创业板直接退市中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分组讨论上作了题为“能动司法——加强对创业板投资者权益的司法保护”的主题发言。
曹守晔副所长赞成把创业板退市条件规定得更明确,实行直接退市、快捷退市,而不是拖泥带水、有名无实,导致一些“垃圾股”还炒得满天飞。同时,退市要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要有利于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要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包括创业板公司的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利于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保持整个的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曹守晔副所长指出,法院的中心任务是审理案件,审理案件的前提是收案,也就是受理。受理就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作为民商事案件,总体的我们是按照《民事诉讼法》来受理案件,《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受理案件有很明确的规定,对于具体案件来说,这个门槛还可以在法院规定以内,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也是前几年对于证券纠纷案件,法院哪一类受理、哪一类不受理,也是形成一个小的热点。那么,对于创业板退市方面,案件的受理也同样有一个你这个门槛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在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前提的条件下,你这个门什么时候开,如果开的话,这个门槛定多高多低?现在我们最高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规定没有专门对创业板退市案件作为一个明确的案由来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后不把这个案件作为独立的案由,将来可以进行修改和补充。
     曹守晔副所长还表示,对于创业板退市案件,无论受理也好、审判也好,作为理念上,一方面要体现能动司法的理念,要体现最高法院提出的为大局服务。为大局服务,就资本市场来说,那就是要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所谓正常的秩序,就是要体现“三公”——公平、公正、公开。
 
五、文先保副厅长:最高检和公安部针对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新型证券犯罪的追诉标准联合出台了司法解释,并将单位犯罪同个人犯罪的追诉标准统一起来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文先保副厅长在5月7日上午的研讨会开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
文先保副厅长指出,随着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活跃,证券期货违法犯罪现象越来越多,手段和形式也是层出不穷,它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和金融秩序。针对这种状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6年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对证券犯罪的规定作了修改,增设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新的罪名,对有效打击证券期货犯罪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刑法修正案(六)》在证券期货犯罪的定罪和标准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需要对追诉的标准作出司法的解释。
    200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对于当时《刑法》规定的证券犯罪的追诉标准进行了规定。200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做出了《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的司法解释,针对《刑法修正案(六)》规定的五种证券犯罪规定了具体的追诉标准。
    文先保副厅长提出,制定《补充规定》当时主要考虑了三个因素:一是与我国的证券期货市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二是与社会危害性相似的其他犯罪的追诉标准相协调,保证各种犯罪追诉标准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三是考虑与行政处罚相衔接,给行政处罚留有空间。
    文先保副厅长还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原来的《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追诉标准是不统一的,是两个标准,单位犯罪的追诉标准要高于个人犯罪的追诉标准。《补充规定》这一司法解释根据证券期货犯罪的特点和这些年实践的经验,把单位犯罪的追诉标准同个人犯罪的追诉标准统一起来,一致适用,这个情况比较符合证券期货市场犯罪的实际情形,也是一种立法趋势。
   
六、代波: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打击证券犯罪,新形势下证券犯罪呈现新的特点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代波在5月7日上午的研讨会开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
代波指出,近年来我国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打击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犯罪行为。从2003年开始公安部联合证监会成立证券犯罪侦查局,派驻证监会办公,接受公安部和证监会的双重领导,此后全国成立了六个证券犯罪侦查分局,目前已经整合为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分局,从公安部层面建立了打击证券期货犯罪的专业队伍。地方公安机关例如重庆、四川、吉林等省公安厅的总队下设了专门的证券犯罪侦查支队,在案件的侦办模式上对社会影响较大公众关注程度较高,涉案金额较大的证券犯罪案件要求总队进行查处,最低的也要地市级查处侦办,保证了证券期货犯罪专业性的要求保证了办案的质量。
同时,代波强调,当前随着市场的发展和产品创新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也伴随而来,公安机关打击证券期货犯罪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犯罪方式和手段不断地变异,隐蔽性、专业性、复杂性的特点更加突出。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犯罪分子不可能停止犯罪,而是在不断地研究创新犯罪手法,力图避免查处。这就对公安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案件涉及的面越来越广,敏感性越来越强,公众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案情、人情越来越复杂,查办的难度、办案的成本都在提高。应该说,每一起证券期货案件最终的查处都遇到一定的复杂背景,在查处的时候都遇到各方面的阻力。
    第三,证券期货案件查处的难度大,取证要求多,法律的适用问题多,需要协调的问题也多。例如如何取得内幕交易犯罪案件主观方面的证据,这是一个司法和实践当中的难题。
    第四,从工作机制来说,如何进一步加强证券监管部门与公检法部门协作配合,提高共识形成打击合力,也是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七、杨路庭长:建议由最高法院制定有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法律效力的专门的司法解释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杨路庭长在5月7日下午“证券市场创新业务中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分组讨论上作了主题发言。
     杨路庭长认为,统一金融审判理念和指导思想,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辩证处理好能动司法和司法中立的关系。二是司法审判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重视对金融创新的司法规制。三是需要处理好法律法规、政策和金融交易惯例之间的关系。
杨路庭长指出,目前金融审批中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的法律效力到底怎么看待、怎么认定的问题。证券市场以权证为例,没有高层次的法律规范,只有交易所制定的很多业务规则,问题是我们的立法规定非常明确,法院的裁判必须依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仅仅只能是参照,更何况证券交易所这边的规则,证券交易所本身是非盈利性的,能不能以它的业务规则作为裁判依据,这是我们碰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与上交所合作做过这样一个课题,通过证监会这边希望能够向最高法院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制定有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法律效力的专门的司法解释,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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