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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上)
——公共财产法语境下的治理逻辑
刘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上传时间:2016/2/27
浏览次数: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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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财税体制改革;正当性;公共财产法;法治;国家治理
内容提要: 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法治框架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共财产和改革发展成果为全体国民共享。现代财政制度的治理逻辑,在外部特征上体现为公共性,在推动方式上体现为建设性,在权力运行上体现为法治性,在实质内涵上体现为民生性。现代财政制度自身之正当性的证成依据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法治治理,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即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之正当性的形塑核心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程序规范。在预算层面,公共财产的支配应法治规范、公开透明,并渐进实现财政民主;在税制层面,公共财产的取得应严格法定,并合理承担妥适的经济社会功能;在政府间财政关系层面,公共财产的权属应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厘清,并适时推动财政收支划分立法。在公共财产法语境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促成我国财政治理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演进,从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向综合的社会公平目标扩展,从公共财政的制度建构向公共财产的法治规范转型。
  一、问题的缘起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而在决策层制定法律规则和执政政策来指导、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借由若干个主体性的政策工具和保障手段,予以重点突破和率先实现。在这些政策工具和保障手段中,财税体制改革成为首选和最重要的选项之一。一方面,财税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开关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对经济、社会层面的影响效果较为直接、明显,且其温和、渐进的特点使得改革的政治风险能够保持在温和、可控范围内,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和“一呼百应”的效果;另一方面,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最理想、最妥适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遵循法治理念,通过可预期的法律规则来引导和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从而间接达到改革所需要的实际效果。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形式通过并施行的、具有整体性和总揽性的财税体制改革框架性方案。至此,新一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完成,在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我国将依照《方案》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政策措施以及规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来具体贯彻落实和细部展开。从本质上说,财税体制改革是国家基于现实需要而在财税领域主动推行的系统性、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和规则重构、对未来政府政策具有高阶指导性和约束效力。为什么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怎样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其中,前一个问题指向的是必要性,后一个问题指向的是可行性,但两者都依托于一个基础性前提,即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目前理论界在论证财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具体方案的可行性、稳妥性方面着力颇多,但就最根本的正当性问题,则鲜有涉及。

    目前,经济学界对财政研究的主流立论基础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理论,这与法学界主张财税法的核心范畴为公共财产法一脉相承,但公共财产法更关注公共物品的社会公平和正当性问题。经济学理论在探索和分析财政正当性时,提出公共物品理论,但经济学未解决的问题是,公共物品对于市场环境具有效率性。公共财产权是政府基于其公共性特质行使的权力,是在现行财税体制和财税法理论中抽象出来的、兼具财产性和行政性功能的公权力,但更注重公共财产取得的正当性及分配的正义性。有别于财政权,公共财产权是一种面向财产属性转变及其过程控制的权力,其价值取向在于通过规制保护私人财产权,而非仅仅为了获得财政收入或者财政管理。建基于公共财产权之上的公共财产法理论,系从财产属性角度,规范、控制公共财产权为功能取向的现代财税法理论,是在财税法治思维下对国家治理模式的新探索。在未来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厘清和检讨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尤为重要,公共财产权的控制将成为法治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

    二、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及其终极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界定好两者关系,并在其间寻求动态平衡成为评估和检验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而在现代社会,市场不断分化的新局面使得政府经济职能日益复杂和多元化,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理论困境下,传统的“不干预”或是超前的“过度干预”都会产生不可预期的连锁反应,甚至会带来财政危机和政治动荡。而从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角度而言,“从税收和政府支出角度出发,重新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长期调整策略。”在财税领域,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最主要的表现为合理界定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边界及其归属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财产权规则已经实现了功能扩展,即从政府通过税收、收费等形式将私人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的“定纷止争”过渡到应将公共财产通过预算制度实现绩效支出并在各级政府间“物尽其用”。当前,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其重心将更多倾注在“定纷止争”和“物尽其用”两个层面上。

    (一)政策表达的语义分析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中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决定》还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以及建立与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决定》中的要点在于:一是对财政及财税体制的地位有新的政策表述,首次将财政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并列专章阐释,提出了科学的财税体制的四个主要功能[见表1];二是明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在完善立法等六个指导方针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并协调好政府间财政关系。

    与《决定》使用的语词相比较,《方案》在指导思想层面有如下新的表达:一是特别强调了财税体制的重要地位,“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二是加强论述了此次财税体制改革的特殊性和根本性,“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三是清楚释明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另外,《方案》还明确了财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重点推进预算、税制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等三个方面的改革基础上,在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通过表1的比较可以发现,《方案》在《决定》基础上,对财政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表述有所突破和细化。申言之,具体体现为三个“更加注重”:一是更加注重改革顶层设计的功用和指导性。《方案》突出强调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之于国家治理的相互关系,视其为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制度创新。二是更加注重改革目标的层次提炼和可操作性。《方案》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了概括和分层,并列明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三是更加注重规范权力运行和推动法治保障。《方案》强调了“法治规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推进依法治税”等特定语词。应当看到的是,无论是《决定》还是《方案》,都将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和重要领域分解为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方面,并突出强调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目标。

    (二)形式目标和实质目标:终极意义的考问

    《方案》确立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即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对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此一政策表述,可以从形式特征、功能取向和长远要求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在形式特征上,“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是指现代财政制度的财政运行和预算过程的规范化、绩效化和法治化;在功能取向上,“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是指现代财政制度之于经济结构、市场运行、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在长远要求上,“可持续的”是指现代财政制度应立足综合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未来永续经营,并维护代际公平。结合《决定》中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的相关表述,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内涵和内容构成已经较为明晰,可以作为未来制定具体配套措施的主要依据。

    “现代财政制度”作为政策语词提出后,其内涵、外延和特征基本论证清楚,对于实践的指导功能也较为详细,且具有实际操作性。但至于何为“现代”,如何抽象和提炼“现代财政制度”的本质,理论界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回答此一问题,需要理顺如下关联逻辑和内生性问题:如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财政制度,那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方案》将现代财政制度的形式目标表述得非常全面、系统,但对于其实质目标的提炼则未直接提及。按照《决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表述和相关精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实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即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法治框架下,建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财政制度,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收入公平分配,并实现公共财产和改革成果为全体国民共享。

    三、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如何实现治理?

    现行财税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用历史的眼光评价之,分税制财税体制的政策功绩和制度效能是巨大的。但是,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分税制财税体制存在局限性:其一,从本体特征来看,1994年的财税体制是“分权”的体制,在“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上呈现有限性和不周全的特点,不仅在财权划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相互关系仍未有效厘清。其二,从法治规范来看,1994年分税制财税体制一直没有解决改革过程中“行政主导”的问题。这种“行政主导”下的财税体制改革的效果确实立竿见影,但是带来的“后遗症”也是非常明显。尽管1994年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体现出了相当的优越性,但由于此次改革并不是在一个法治的框架下进行,所以对于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究竟要改到何处去,它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在探索之中。因此,财税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正当性的问题。理解此一问题,需要将其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财税体制改革目标的正当性,也即现代财政制度的正当性,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过程的正当性,深化改革过程也即程序上的正当性。

    (一)正当性的构成要素

    正当性[legitimacy],并不仅仅等同于合法性或合法律性[legality],而是更多地指向民众对制度的肯定与认同,关涉到民众对于财税制度的形成与调整中的价值判断。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同时具备正当性和合法律性的政治秩序才能称得上公平正义,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在理论论证和制度设计中,正当性都是整个财税体制改革所须考虑的。现有的政治学理论认为,尽管税收需要从个人或机构等私人部门那里汲取超额的财富,但是如果没有税收支持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保护,私人的生活和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也即,考虑到安全保障的因素,税收制度本身具有正当性。法学学者则从财产权让渡的角度解释了财政税收的正当性。“因国家之财政需求须赖私有财产权人来分担,使国家无须自为经营财产,经税源——财产权长期得以保留在私人手中。其前提即为税法之存在,其存在使私有财产权保障得以实现。”

    无论是基于国家安全保护的角度,还是考虑到私人财产权保障的需求,财税制度的存在有其正当性基础。但是,毕竟财政税收来源于私人的合法财产,公权力行使应遵循特定的限度。因此,在财税体制改革和规则创新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对私人财产权的妥适保障。一方面,财政的功能是“聚‘众人之财’,成‘众人之事’”,私人财产应接受一定的牺牲转换成为公共财产,以实现“公众”利益和人民福祉;另一方面,政府取得的此种公共财产并非政府的私产,而只是政府代替纳税人持有的财产集合,是“公众之财”或“公共之财”,其支配仍应受到宪法、法律的严格约束。因此,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应围绕公共性目标,推动财政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发展,遵循法治精神,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实现纳税人的整体民生福祉。申言之,现代财政制度的治理逻辑,在外部特征上体现为公共性,在推动方式上体现为发展性,在权力运行上体现为法治性,在实质内涵上体现为民生性。

    财税体制改革的公共性,是指财政制度的存在及其变革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并弥补市场失效,与此同时,公众亦能基于此原理对财政进行规范、决定和制约,也称“公共财政”。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设性,是指财政制度的存在及其变革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建设和保持经济增长,偏重于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和经济手段作用,也称“建设财政”。财税体制改革的法治性,是指财政及其运行过程应当遵循法治原则,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监管均应纳入法治轨道,强调法律制度对财政及其运行过程的全面规范和制约,也称“法治财政”。财税体制改革的民生性,是指财政及其运行过程向民生倾斜,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财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纳税人的整体福祉,也称“民生财政”。但在根本意义上,财税体制改革正当性的核心内容是基于私人财产保护的立场,从财产的角度去考虑政府权力的控制问题,特别是控制政府公共财产权的不当行使,这也是现代财政制度最为核心的构成要素,是其正当性的证成基础。

    (二)正当性的程序安排

    现代以来,随着国家职能的不断扩张以及政府行政作用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财政规模也随之大幅膨胀,而“此种‘量’的变化,终将迫使各方不得不正视财政规范之‘质’的低落问题”。即未受到正当程序约束的财政权的滥用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普遍问题。就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运行和制度变革而言,无论是欧洲国家通过民主选举和公共预算来实行政治问责和权力制约,还是美国通过总统和国会的倾轧和角力而在利益衡平中寻求财政预算的正当性,主要现代国家的财政制度都朝向更加稳健、有秩序和明确责任承担的方向发展。归结于一点,通过程序安排来控制公共财产权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性共识。按照次序逻辑,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事前的协商参与程序;二是事中的预算监督程序;三是事后的行政和司法程序。总体来看,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正当性,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公共财产权的规范和约束来实现对政府的正向控制,二是通过对私人财产权的实现和救济来实现反向保障。

    就公共财产权的正向控制而言,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主要体现为制度设计中的财政民主。财税体制改革应当体现规则设立和立法过程中的开放性,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有关利益群体的诉求,在博弈、折中和协调中寻求正当性基础。 “鉴于传统秩序原理的特征,法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交涉、议论等相互作用的动态中,通过程序和论证来形成合理的定向化公共选择机制。”以房产税改革为例,其程序正当性在于以制定房产税法的形式推进改革,通过改革路径的法治化和可参与化来增强其民意基础。就私人财产权的反向保障而言,其正当性主要体现为政治问责和司法救济。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纳税人通过行政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和司法方式可以获得具体的私人财产权的救济;而就抽象的私人财产权保护而言,则可以通过代议机构行使民主监督和政治问责的方式得以实现。以预算控制为例,纳税人可以通过人大代表机制来实现对预算的监督和问责,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申请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并在未获支持时通过司法程序要求政府履行公开责任。

    在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程序正义还能修正实体改革过程中的方向性偏差。当前,民生财政成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财观念也基本确立,但在具体实践中,民生财政亦可能会被“错用”或者“滥用”。虽然民生财政的具体指向是财政应更多地投向民生和公共服务体系,但如何理解此种“更多地投向”则又具有不确定性,是更多地投向“民生五有”、还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抑或农村农机工程改造,仍需要决策过程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民生财政从制度设计上是一种目的性安排,财政的目的即民生。在推动民生财政建设过程中,应注重预算过程的公开透明并严格监管财政资金的使用,特别是财政项目的立项与审批程序,通过程序正义来实现对财政过程的有效控制。近年来,各地方积极推动的“省管县”、“扩权县”财政体制改革,虽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财政安排,但可能会违反现行的法律框架,因而使得此种改革具有正当性的措施则是启动地方立法程序,以确保改革过程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反思与检讨:正当性的边界

    探讨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或者说厘定现代财政制度的正当性,需要从理论中抽象出价值体系并加以研识判断。目前,理论界对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理解,主要是从财政体制和制度改善的角度来谈。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需要从公共性、建设性、法治性和民生性的治理逻辑的高度加以准确把握和理解。就财税法的本质而言,学界共识性的观点在于:其首要功能是依法组织公共财产,其次是公平分配公共财产,而宏观调控只是其次要的、非常态的和附随的功能。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的宏观战略层面,公共财产法更加注重公共性特质和民生立场,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公共财产法是治理“公众之财”之法、控制政府公共财产权之法、规范政府财政收支行为之法,进而彰显其保护纳税人权利之法的本质。在根本意义上,公共财产法解决的是,财源从哪里来以及财源用到哪里去,归于一点,实际上是如何有效规范、依法约束和合理行使公共财产权的问题。

    公共财产法理论为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框架性的制度支持,亦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客观要求并提升了其价值品格。公共财产权是政府对私人财产的合法侵犯,其正当性应在宪法和基本权利的层面寻求答案。政府基于公权力对私人财产进行转化并支配这些公共财产的过程,应受到法律的严格控制。纳税人在国家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公平而均等地获得改革红利和社会福祉是一种具有高度正当性的公民权利,属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此种类型化的宪法基本权利从更高位阶的层面展示了收益权功能,并从正当性的角度要求国家应承担相应的给付义务。与此同时,基本权利作为一种宪法权利,国家理应承担保护义务且应当与防御权功能并列处于最主导地位。公共财产法的要旨是治理公共财产,通过限制或者控制政府的公共财产权来实现对纳税人权利和整体利益的有效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讲,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其证成依据和形塑核心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程序规范和法治治理。

【注释】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财税法制创新研究”(13&ZD028)和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共财政监督法律制度研究”(12AFX013)的阶段性成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参见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5日,第1版。
财税法意义上的公共财产法,是指经由私人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之正当化的法律规范,以及②该转化之公共财产的支配[用益和处分]与保护的法律规范。公共财产法紧密围绕公共财产的取得、用益和处分而展开,通过对公共财产在静态权属与动态流转两个层面的调整,统摄整个财政体系的基础属性、功能价值和运行过程,对财政收入、支出和监管进行全面、立体和全环节的调整和规范。
参见前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5页。
[美]维托·坦茨:《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56~357页。
刘剑文、王桦宇:“公共财产权的概念及其法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134页。
参见前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19~21页。
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日,第1版。
前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3页。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3页。
参见[美]菲利浦·T.霍夫曼、凯瑟琳·诺伯格编:《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1450-1789]》,储建国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葛克昌:“宪法对公私法间法秩序之指导协调功能”,载翁岳生教授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40页。
“公共性”着重于参与机制和公众基于该机制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唯当“公”或者“公意”是在这种参与中得以达成时才具有公共性。参见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25~139页。
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建立财政法学之必要性”,《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6期,第55页。
See Webber Carolyn & Wildavsky Aaron,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Simon & Schuster:New York,1986,p.318.
参见[美]乔纳森·卡恩:《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叶娟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96页。
在《预算法》修改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于2012年7月6日至2012年8月5日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参见刘剑文:“房产税改革正当性的五维建构”,《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31~151页。
“民生五有”是指“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定》第1条表述为:“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该条款的新表述去除了修正前原条款中的“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字眼,也从侧面证成了宏观调控并非预算法或者财税法的主要功能,这是财税法观念的重大变革,凸显财税法区别于以宏观调控法为核心的经济法。
公共财产法是财税法的基石范畴。财税法意义上的公共财产法,是指经由私人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之正当化的法律规范,以及该转化之公共财产的支配[用益和处分]与保护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公共财产法紧密围绕公共财产的取得、用益和处分而展开,通过对公共财产在静态权属与动态流转两个层面的调整,统摄整个财政体系的基础属性、功能价值和运行过程,对财政收入、支出和监管进行全面、立体和全环节的调整和规范。公共财产法是在对私人财产进行公法保护的基础上提出的,其特征和功能在于:一是控制政府在私人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过程中的权力,强调对私人财产的直接保护;二是控制政府对已转化形成的公共财产的支配过程中的权力,强调对“公众之财”的间接保护。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21~36页。
参见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60页。
《尚书·五子之歌》。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学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

出处:《清华法学》(京)2014年第20145期 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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