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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原则:从绝对走向缓和,抑或最终消解?(下)
马宁
上传时间:2017/4/1
浏览次数: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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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保险利益 赌博 道德风险 损害填补原则 被保险人的同意
内容提要: 保险利益原则虽有助于区分、限制赌博,防范道德风险,却也诱发了逆向道德风险,并有碍于保险 制度风险移转功能的实现。在补偿保险中,由于法定保险利益并非区分赌博与保险的必要条件,加之损害填 补原则可以替代实现道德风险的防范功能,故应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对于一般性给付保险,可以被保险人的 同意替代保险利益原则,以体现和强化对人格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在道德风险后果极其严重的死亡给付保险 中,可通过被保险人同意与保险利益原则的双重要件来限制道德风险,但保险利益主体应是受益人。

四、限缩与修正:给付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之重构

       ()给付保险中对保险利益原则的不同选择

        各国对给付保险应否适用保险利益原则呈现肯定与否定两种态度。德国等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否认保险利益原则在给付保险中的可适用性,改而采取被保险人同意原则。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则废除了保险利益原则,亦不采用德国法的同意原则。因而在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生命投保。另外一类立法则坚守保险利益原则。其中,英国法列举了何种情形可被视为具有保险利益。加拿大则在此之外,还允许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作为替代选项。而纽约州则是将两者皆作为人寿保险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依照我国《保险法》第 3134 条的规定,就一般给付保险而言,我国与加拿大持相同立场。要么是存在法律列举的经济利益关系或自然情感牵连关系,要么是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而推定具有前述利益牵连。对以死亡为条件的给付 保险,则采取了德国法的同意原则。那么我国法的应然立场当如何决定呢?

        ()一般性给付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废止

        在我国,2009 年《保险法》修订后较有代表性的是温世扬教授的观点。[57]该观点认为,保险利益原则应当保留而非放弃。单纯被保险人同意无法实现道德风险防范目标。被保险人不应被当然视为自我利益的最佳代言人,其时常未经深思熟虑就做出同意的表示。另一方面,仅通过保险人的自我控制也是不够的。有案例表明,存在保险人审查不严,缔结缺乏保险利益的合同,最终发生道德风险。保险利益原则虽可能造成逆向道德风险,但只要规定,与无保险利益的人签订合同的保险人需将收益上缴,或给予民事或刑事处罚,则可阻止这一切发生。故控制道德风险与防范赌博需要前述手段的综合运用。因此,我国法中就一般性给付保险的规定是基本妥当的。但死亡给付保险应改为保险利益要求加被保险人同意双重要件。

        笔者对肯认一般性给付保险规定的观点不能附和。如果说被保险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其利益的最佳代言人,那么立法者就是被保险人利益的最佳代言人吗?相较于保险利益原则(包括保险利益原则与同意原则可相互替代的立法例),同意原则能更好地体现对人格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并防范道德风险。耶林就曾经言到,自我保护的本能是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58]因此,法律不可能做出比被保险人更好的受益人选择。我国的现实经验也证明了此点。作者通过北大法宝共搜集到 131 份保险诈骗案判决,通过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伤害、杀人)诈骗人身保险金的有 6 件。1 件系自残骗保,另有 1 件系杀害第三人后,以之假冒自身死亡骗保。与本文相关的 4 件中,3 件为夫(或妻)为对方购买保险,另有 1 件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59] 这些均属我国法中相互享有保险利益的主体。而其中 3 件系一方购买保险,未征得对方同意。

        保险利益本质是一种利害关系。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会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遭受不利影响。这种影响在给付保险中时常表现为主观上的情感伤痛。对这种情感伤痛会否因保险事故发生而出现,包括其程度,被保险人较之局外的立法者显然更具识别能力。单纯保险利益原则,以及允许其与同意原则相互替代的立法例默许投保人无视被保险人的主观感受而以其生命、身体与健康为标的购买保险,这意味着立法者将自己的意愿强行施加于被保险人,要求其承认,受益人会因自己的死亡与伤残而遭受情感打击。此时,法律所规制的已不仅仅是人的外在行为,而是强行介入并控制自然人的主观思想与情感。这即使不能归入压迫与专制范畴,却也体现了颇受诟病的刚性父爱主义作风。[60]被保险人受他人控制无法做出妥当决定的顾 虑也不能成为否定同意原则的正当性基础。这事实上是建立在苛求同意原则需彻底消灭道德风险基础上的。保险利益原则和同意原则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问题仅在于哪一个更能防范道德风险与赌博。

        选择保险利益原则或同意原则,背后核心在于立法者更加相信法官、被保险人,抑或保险人。按照温世扬教授的构想,立法者在一般性给付保险中可以相信法官(立法者)或被保险人中的任何一个。对二者之间可能发生的歧见——如被保险人反对投保人以自己身体投保,则应支持投保人。故其认为我国《保险法》第 39 条第 2 款前段中的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的规定是有问题的,这将使保险利益原则成为摆设。据此推断,一个丈夫有权不顾妻子的坚决反对为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哪怕这个丈夫时常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哪怕在妻子看来,二人的夫妻感情早已破裂。这时,此种构造所冀望实现的防范道德风险的目标显然难以达成。反向审视,如果在二者发生歧见之时,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准,则事实上并无规定保险利益原则的必要。退一步而言,即便我们承认前述不完全的数据统计无法证明被保险人自身评估在防范道德风险上的功效优于保险利益原则,但后者还会造成逆向道德风险,而对之的防范措施,前文已经述及,它并不现实。

        还有一个选项,有无必要采取二者的双重必要条件设置?这无疑能最有效实现道德风险的防范,但同时亦会对保险的获取构成妨碍。我国一般性给付保险主要包括人寿保险中的生存保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与健康保险中的残疾保险。这几类保险并不具有投资与储蓄性质,因为保险人的给付义务是不确定的。加之期限较短,因而其所蕴含的道德风险有限。就生死两全保险而言,许多个人养老金保险将养老金与死亡保险金支付作了区分,前者的受益人仅限于被保险人,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道德风险。我国立法亦可通过技术设计完全消灭部分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例如,参照《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93 条第 1 款的规定,要求健康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必须为同一个人。事实上,我国保险实践早已遵从前述要求,意外伤害 保险与重大疾病保险条款通常规定,若被保险人并未死亡,其他人不得作为受益人取得保险金。例如,中保人寿附加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 10 条及附加残疾保险第 9 条规定“:本附加合同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或变更。再者,作为构建未来生活经济基础、抵御可能的疾病或意外风险侵袭、维持 内心平和与安宁工具的一般给付保险,其公共物品属性也要求在可能的范围内使公众便于获取。

        总之,“(公众)对一个陌生人以他人的人身投保,存在一种本能的厌恶……这种本能就成为……支持保留保险利益原则的理由[61]而同意原则可有效解决前述问题,并限制保险利益原则的含混与局限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包括可能引致的逆向道德风险。一般性给付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有限性也证明,在成本与收益的衡量上,单纯采取同意原则是可行的。保险利益原则的添加,乃至双重必要条件设置完全是画蛇添足。

         ()死亡给付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重构

        在补偿保险中,损害填补原则起到了限制道德风险的作用,但在给付保险中则无从发挥功效——特别是针对自然情感类的利益关联,因而限制道德风险就显得更加重要。相对于一般给付保险,风险更高,危害程度更大的死亡给付保险更是如此。因此,建立在保险利益原则基础上的同意原则就成为合适选项。通过规定保险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有效消除保险利益内涵的不确定性,进而控制逆向道德风险。被保险人的同意则将承担定量分析职能,有效控制保险利益原则的不合理性。前述设计固然会对保险的取得与流转造成限制。然而,任何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不对以他的生命为标的的保险漠不关心,在法益衡量中,人的生命显然较之保险合同的便利取得更为重要。在我国,具有流动性的人寿保险主要还是承担风险保障功能,保单的投资与流转仅仅是次要价值追求。况且,还可以采取特殊设计来压缩由此产生的成本,例如对保险利益存在时间进行限制,以舒缓流转约束。此外,在一些不太可能出现道德风险的情形中,完全可以取消保险利益原则,例如团体保险。对于混合保险,则宜做分割处理,即补偿保险部分的效力不因死亡给付部分中 保险利益的缺失而受影响。

        但是,对哪个主体应当拥有保险利益则不无疑问。有观点认为,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因为若无保险利益存在,则不会有损害。[62]也有观点认为,投保人应具有保险利益。[63]我国《保险法》第 31 条即持 此观点。还有学者主张主体应为受益人。[64]作者认同第三种观点。

        出现前述分歧,实因法律与学说引进中的排异所致。由于德国法在给付保险中不承认保险利益原则,因而我国立法在此问题上借鉴了英美法的规定。另一方面,我国却遵循大陆法系的体系思维,将保险合同当事人限定为保险人与投保人,而把被保险人与受益人视为关系人,这与普通法系的实践并不一致。早期保险业务集中于海上保险,此时,多是船舶与货物的所有人为自己财产投保。与保险人缔结合同之人(投保人)与利益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系属同一主体。故英美法将缔结保险合同的主体视为保险人(insurer)与被保险人(insured),这一称谓迄今未改。但随着人寿保险的出现,提出投保申请的人、以自己生命为保险标的的人,以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有权请求保险金的人开始分离。而由于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英 美学者在探讨保险利益归属时,多从实务角度分析诸如家庭成员、债权人等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很少涉及保险利益的抽象归属。无怪乎施文森教授言到,英美法上insured一词,我国学者将之译为被保险人。 若细加研究,insured不仅指以其存有保险利益之财产为保险标的之人,同时亦指提出要保申请之人与危 险事故发生后享有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之人……因此对于insured一词究系指何人而言,有时不易捉摸,而英美法令上the insured must have insurable interest一语尤宜多加思索[65]严格而言,被保险人系指其损失会触发保险给付义务之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标的的那个人,而不一定是与保险人签订合同的那个人。[66]而给付保险中保险标的即为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与健康,被保险人当然对此具有保险利益。强调保险利益的存在并无必要。至于投保人,由于普通法系长期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一般皆为为自己利益合同。再者,保险业初期,保险事故发生后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也与投保人为同一主体。此时,用insured指代受益人就成了必然。随后,合同法理论中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正当性的确立,以及保险实践中类似情形的普遍使得投保人与受益人开始出现分离。但投保人与受益人(补偿保险中的受益人即是被保险人)为同一主体的情形仍属多数。因而普通法学者对此未加以过多关注,加之两 大法系中与保险人相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分别为投保人与the insured,那么在没有做更深层次考察的情况下,在立法和学理中都得出the insured是投保人,给付性保险中投保人应具有保险利益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给付性保险为典型的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哪怕在一个具体保险关系中,某人同时作为投保人和受益人,但是生物意义上的人的同一并不排除法律意义上的人的区隔[67]这时,投保人是保单的所有 者,但却并非一定是享受保险合同所产生利益的人。若二者非为同一主体,则当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不可能藉此获益,其也就不会有制造危险的动力。因而强调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并不能实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标,反而会人为增加法律操作的复杂性,抑制保险业务的拓展,[68]如单位为职工购买团体人身保险等。

五、结语

        保险利益原则长期被两大法系奉为圭臬,这种价值肯定不仅源自于其内含的限制赌博与防范道德风险等功效,还在于该制度对保险实践的迁就与包容。保险利益原则因之走过了一条从绝对到缓和之路。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关联的形态无限丰富,妥协也就永无止步。保险利益的内涵因之日渐宽泛,外延渐趋淡化,使得保险利益原则在多数情形下都呈现为一种含糊与抽象的宗旨,而非清楚与具体的规则。逆向道德风险等消极后果因此纷至沓来。在补偿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防范道德风险的功能亦可被损害填补原则所替代。但反向视之,若无保险利益,则无危险存在,亦无损失发生,此时,存在保险利益却又是识别保险合同与被保险人获取赔付的前提条件。所幸保险利益原则与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审视非为同一范畴。前者可予废止,后者则为保险制度的必然要求。就给付保险而言,保险利益原则的坚守与道德风险的消灭并无必然因果关系,而仅仅是一种条件关联。加之同意原则与保险利益原则在实现道德风险防范目标上呈现出一种相互交错,而非重合的状态。因此,对二者选择的决定性要素或许只在于立法者更相信法官还是被保险人,甚或兼而有之。基于不同给付保险道德风险的水平与危害性差异,宜对之做不同处理。对一般给付保险,以同意原则替代保险利益原则。对死亡给付保险,则可适用二者的结合。最后,对保险利益原则或许可以这样表达,它既非纯粹的历史偶然,也难谓是一种清楚一致立法政策的贯彻。    

注释:
   [57] 参见温世扬:《给付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制度构造——基于比较法的视角》,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 2 期。
  [58] Jehring, Der Zweck im Recht, Leipzig,1839, p.455, 转引自 Edwin W. Patterson,“Insurable Interest in Life”, 18 Colum. L. Rev. 381 (1918).
  [59] 案号为 (2010) 粤高法刑四终字第 450 号(;2010)浙刑一终字第 216 号;(2000)杭刑初字第 134 号。另有一件贵州高院 2001 年判 决案号不明。
  [60] 父爱主义政治哲学分柔性与刚性两种。柔性父爱主义(soft paternalism)认为国家能够帮助个体选择自己中意的选项,只要个体 拥有一定的意志力和智慧。刚性父爱主义(hard paternalism)则充斥禁止性与强制性规定 ,,它强调国家代替个体做出决策,因而会对个体的 选择自由进行强行限制。现代社会,刚性父爱主义已基本被抛弃。See Thaddeus Mason Pope,“Counting the Dragons’Teeth and Claws: The Definition of Hard Paternalism”, 20 Geo. S.U.L.Rev.659 (2004).
  [61] See The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cottish Law Commission, Insurance Contract Law Issue Paper 4: Insurable Interest, 2008, p.55.
  [62] 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 1998 年版,第 68 页。
  [63] 参见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8 页。
  [64] 参见高宇《:保险合同权利结构与保险利益归附之主体——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 12 条、33 条、53 条 之规定》,载《当代法学》2006 年第 4 期。
  [65] 参见施文森《:保险法判决之研究(总则编)》(上册),台湾政治大学保险丛书 2001 年版,第 122-123 页。
  [66] 参见 [ 美 ] 小罗伯特 ·H. 杰瑞、道格拉斯 ·R. 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李之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5 页。
  [67] 参见温世扬《:给付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制度构造——基于比较法的视角》,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 2 期。
  [68] 参见杨芳:《可保利益效力研究——兼论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9 页。
出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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