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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中的前沿问题(下)
席月民;徐立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研究室主任、法学系副主任兼法硕办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6级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
上传时间:20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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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业监管

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具有重大影响。保险经营与风险密不可分,保险事故的随机性、损失程度的不可知性、理赔的差异性使得保险经营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保险业监管往往会以银行业监管和证券业监管为风向标,并结合自身“分散风险”的特点来进行监管改革,围绕机构监管、业务监管、财务监管、保险资金运用监管以及偿付能力监管等进行制度完善。

有学者认为,保险作为经济互助的制度,以危险的存在为制度基础,并以分散危险为制度功能。在危险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越来越重要。为了进一步发挥保险的功能,需要放宽一些管制,比如扩大保险公司经营自主权。但是,管制越放松,带来的风险也越大,所以需要加强监管。在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之间应当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其建议首先由国务院尽快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监测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对涉及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决策,并促进各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有效合作。其次,中国需要参考英、美、德等国的模式,研究最合适的金融(保险)监管体系。也有学者针对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问题进行研究,指出现行保险监管制度存在不足,比如相关保险监管制度还不完善、相关外汇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应当进一步放松行政管制,持续改进保险监管手段方法,不断提高对保险机构的风险管理要求,进一步改进相关的外汇监管,从而达到放松管制、科学监管的效果。有学者研究了农业保险,认为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其建议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另有学者运用比较法思维方式,阐述我国保险资金不动产投资的法律监管问题,认为我国保险资金的不动产投资监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监管立法层级低,配套规范不完善,缺少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违法责任缺失等。因此,其建议采取相应的完善措施,包括树立科学、合理的监管理念,扩大监管主体,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治理,完善具体的监管制度与措施。

从各国保险监管实践看,保险监管通常采用公示主义、准则主义和实体主义三种形式,其中公示主义属于一种松散的监管模式,国家对保险业经营不作任何直接监督和干预,保险人需要按照规定格式和内容将其营业结果定期呈报监管机构并进行公告;准则主义是一种比较严格的监管方式,由政府规定保险业经营管理的一些基本准则,并在形式上监督实施;实体主义是一种严格的监管方式,强调对保险业经营实施全方位监管,从而维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我们认为,保险活动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活动,这种特殊性通过保险业的高负债性、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以及经营活动的长期持续性等方面体现出来,在资本逐利本性和被保险人弱势地位面前,加强保险业监管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化趋势。我国保险业监管改革需要顺应这一趋势,努力追随保险市场的发展步伐,把监管改革的重心放在释放市场活力上,进一步强化有效监管,注重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评估并统一精算标准,不断提高公众对保险市场的满意度,有效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

(四)信托业监管

2001年我国《信托法》出台后,信托业即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并在逐渐打破传统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中迎来混业经营的大信托时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并称为金融业的四大支柱,其重要性不容小觑。近些年来,学界对于《信托业法》的制定呼声越来越高,信托业监管改革的法治化进程日益加快。

有学者提出,信托业监管的理论基础是信托业务存在风险,引发市场失灵,而信托业务的度特定决定了其风险的独特性,也导致其监管方式不同于其他金融行业的监管方式——信托业监管的中心在于受托人谨慎义务的履行,从而防范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风险。也有学者从更深层次的理解出发,认为在缺乏信托传统的约束下,通过正确合理的制度塑造和文化培育,努力实现信托业监管内外激励约束相一致,无疑是信托业良序发展的根本前提之一。这意味着信托业监管模式应由利益分置下的机构监管转向利益统筹下的功能监管,而且应当整合分散的监管权能,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冠以“信托”字样的机构或行业。另有学者提出,我国信托业监管现在存在若干缺陷,内部监督存在不足,商事信托监管存在冲突,并且信托业立法不完善,因此建议借鉴外国先进信托业监管模式并完善信托业立法,改善银监会对信托业的监管,强化内部监督。同时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制定统一的《信托业法》已经是大势所趋。完善信托业的配套法律法规,更新信托理念,不断改进银监会的监管体制,方能确保我国信托业乃至金融业的健康稳定科学的发展。还有学者对我国信托业监管理念进行展望,认为信托是一种以资产为核心,以信用为基础,以权力为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为特点的现代财产管理制度,对信托业的监管基本趋势为竞争性监管和协调性监管。金融综合化经营是发展趋势,在我国当前环境下,监管协调是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防范监管套利的重要举措,监管部门的监管协调也将成为未来信托业监管的重要理念。有学者提出信托业安全网概念,探讨信托业监管转型,认为风格转换后的信托业监管选择将行业风险控制或防御放在优先位置,成功稳定了信托行业风险及其市场预期,对控制项目风险暴露蔓延、恐慌情绪,稳定金融秩序发挥除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有学者建议重新修订《信托法》,增补可以调整营业机构的法规体系,是未来终将面对的问题。

在现行信托业多头并立的监管格局下,公平竞争的市场监管条件并不充分,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政府监管过程中更多的寻租机会,容易在结果上导致腐败乃至信托业经营风险的产生和传导效应。我们认为,信托业监管需要确立统一监管理念,信托业监管方法需要向功能监管转变,并尽快制定《信托业法》。这样既有利于有效限制市场过度竞争,促进信托业合法、稳健运行,也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维护公众对信托业的信心。以开放的心态,准确清晰地定位《信托业法》,是当前深化我国信托业监管改革的关键所在。对我国而言,《信托业法》是实现信托业有效监管的基本规则系统,其制定必然应面向未来,切合国情,并与国际标准接轨,从而使各类信托机构遵守境外监管相似的、日趋一致的监管规则。在《信托业法》的制定中,需要将信托业监管权整合集中授予统一的信托业监管机构,实行“单一监管”而不是“多头监管”,并以《信托业法》的名义固定下来,才是优化监管的现实选择。此外,我们认为,信托业监管应当对专营和兼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以《信托业法》取代《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这是“唯一的立法路径”。《信托业法》具有强行法性质,对《信托法》会起到重要的填补作用。《信托业法》将审慎监管作为基础,必要时可以合理排除《信托法》的相关规定,激励与约束并重,以强化信托业的合规经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切实保护投资人利益。

(五)互联网金融监管

1、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及其监管立法

互联网金融从起源到发展不过短短几年,但是却经历了从“天使”到“魔鬼”的演化。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乃至整个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新构建已经迫在眉睫。有学者指出,互联网金融创新不能忘记“普惠金融”的初衷,为制度层面的去污名化打好基础,并给出监管的十六字建议——软法先行、硬法托底、刚柔结合、混合为治。有学者从民间金融这一更高层面指出,民间金融“软法”治理能够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能够使法的调整与时俱进,能够在共同体内培育创新、友爱的风尚,因此“软法”治理与民间金融具有天然契合性,是民间金融法律治理的时代呼应,但当前民间金融法律治理中存在突出问题,对“软法”治理不够重视,“硬法”规范缺乏体系化、零散粗放,“硬法”规范存在失缺与滞后,治理民间金融(如互联网金融)需“软硬结合”。也有学者着眼于“普惠金融”,认为中国普惠金融的进路是金融民主与法治的主题,应当坚持互联网思维,遵循金融民主这一伦理基础,并建立我国的征信制度。有学者透过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探讨其监管问题,认为互联网金融监管应以互联网金融风险特征、法的目标、行为监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以及系统重要性为理念,以安全目标、公平目标、效率目标和平等目标作为价值目标,监管能够增加资金端投资者的信心,可以防范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具有规模效应。该学者进一步指出,要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和职责,合理配置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权责的目标,对互联网金融主体具体条件进行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实行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和隐私权的保护,并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特殊设计。有学者提出,应当成立国家互联网金融发展监管委员会,统一筹划,并负责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还有学者指出,分业监管体制存在缺陷,相关监管制度滞后模糊,难以防控互联网金融系统性风险,应当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相关监管规则,进行有效监管。另有学者探讨了“金融法的法典化”问题,指出在“互联网+”的时代应当编纂统一的《金融服务法》,并形成健全的修订机制,从立法层面为金融监管提供保障。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驱动力主要有技术因素、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不应当采取“取缔”、“禁止”等传统方式,而是应当通过“疏导”的理念,明确监管主体责任,界定监管边界,提高监管能力,推动金融普惠发展。有学者同样指出,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完善互联网金融挑战下的金融监管——信息工具进路和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路,简言之,就是必须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核心,改变过去审慎监管的模式,更加强调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加强行业自律。有学者具体研究互联网金融竞争监管制度,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是基本依据,同时应当作出适应性调整,尽快出台互联网金融竞争监管指导意见,并建立相对开放的、虚拟的竞争监管协同机制。有学者认为,应从制度立法等层面加强建设,使互联网金融有法可依,加强证监会和银监会的监督作用。另外有学者认为,根据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分类进行特许经营许可,并建立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信息披露制度

在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以及监管立法问题上,我们认为,解决互联网金融监管难题,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对金融业的监管一直采用两大“杀手锏”,其一是金融特许经营制度,其二是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这两大“杀手锏”分别着眼于机构监管和行为监管,旨在在于解决市场准入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互联网金融监管而言,虽然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鼓励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同时实施分类指导,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监管责任,并提出要健全制度,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但问题在于,监管政策毕竟代替不了监管法律。互联网金融并未改变金融属性,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其将对金融产品、金融业务、金融组织和金融服务等方面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我们认为,全国人大应当通过修法或通过专门立法,把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适时转化为监管法律,系统落实“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继续坚持金融特许经营制度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在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留下余地和空间的同时,把互联网金融监管行为全面纳入法治化发展轨道。

2、P2P监管

我国P2P行业经过这些年的蓬勃发展,问题不断暴露出来。一些平台卷款跑路事件频发,网络借贷不断遭遇诚信危机。2016年8月24日,中国银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的出台,标志着P2P行业从无规可循开始走向规范发展。有学者评价说,该《办法》明确了中央和地方、银监会和金融办的“双负责”机制,强化动态事中事后的监管方式,是里程碑意义的金融监管立法

有学者从整个网络融资法律问题角度出发,认为P2P一类的网络融资监管需以网络融资平台监管为中心,注重市场准入门槛设置、负面清单制度构建、市场退出机制构建以及其他辅助制度构造,同时着眼于网络融资交易的征信制度构建、网络融资自己进托管制度设置。有学者针对英、美两国P2P监管认为,我国应当完善P2P监管的法律规范,完善P2P平台退出机制,建立和完善行业征信体系,使行业自律与国家立法相互补充。也有学者根据我国P2P发展情况提出了整治方向,建议建立联动、持续的监管机制,落实专项整治中提出的穿透式监管思路,并指出监管自身也是一把双刃剑,需要结合国情进行政策选择。此外,有学者将P2P监管分为政府监管和全国性行业协会监管两部分,认为政府应当明确监管主体并制定监管规范,全国性行业协会则应当加强平台运作,加强贷前审核,规范信息披露,规范风险保障金机制,搭建债权转让平台。有学者针对P2P校园不良网贷指出,监管要引导金融消费者理性消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大学生分期消费要防止当年的“信用卡之灾”。因此,我们建议强化对P2P或网络小额贷款的监管,同时加强消费教育,积极送法进校园、进课堂,积极发挥学校和学生社团在消费教育方面的补充作用。有学者基于互联网银行的研究提出,技术创新和法律政策环境改善是推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两个主要动力,《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需要全面修订,《支付结算法》等立法也要加快推进,部分P2P网贷平台也要走出灰色地带,转正为互联网银行。也有学者研究互联网银行法律规制问题,指出对互联网银行必须从市场准入制度、外部监管制度等多角度进行法律规制。

我们认为,基于我国P2P网络融资的特点,对其监管必须把握依法监管原则、鼓励发展与防范风险原则、行业自律与外部管制相结合原则和投资人保护原则。将P2P网贷平台作为整个网络融资监管的重中之重,通过平台监管融资者的资金流向和使用方式,从而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对于融资平台和投资者均应当进行准入资格的审查,融资平台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方式设置,加强信息披露监管;投资人则应当满足“理性投资人”的标准,具备一定的辨别金融产品能力,从而在促进P2P网络融资蓬勃发展的前提下,保障其在安全轨道上平稳运行。

3、第三方支付监管

在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指的是提供零售支付服务的非银行机构,相对于银行与支付者而言,其被称为“第三方”。作为互联网支付的一种形式,第三方支付同样属于通过计算机、手机等设备,依托互联网发起支付指令并转移货币资金的服务。近年来,第三方支付机构凭借便利的零售支付业务得到了支付者客户的青睐,发展十分迅猛。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第三方支付机构借用互联网手段让支付变得更加人性化、便利化,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平台迅速成为横跨各个领域的大型金融经济体。问题是,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第三方支付也同样存在着金融风险,比如沉淀资金和不法利用等,从而对我国金融监管形成新的挑战。这里,我们把近年来出台的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文件整理成下表:

第三方支付监管文件表

发布时间

监管文件

2010年6月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2010年12月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011年5月

《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

2011年6月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业务系统检测认证管理规定》

2012年4月

《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

2012年7月

《关于建立支付机构监管报告制度的通知》

2012年9月

《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

2012年9月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预付卡业务管理的通知》

2012年9月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

2013年6月

《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

2013年7月

《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

2014年1月

《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

2014年4月

《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

2015年7月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15年12月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所存在的金融风险,学者们纷纷提出监管意见和建议。在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互联网支付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大部分学者认为,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法律定位不明造成了监管中的实际困难,因此建议明确其法律定位。比如,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将第三方支付机构定位为非金融机构的做法在短期内虽能有效防范风险,但在长期内不利于金融创新的发展,第三方支付机构性质的法律定位与监管体制的错配会逐步降低监管效率。同样有学者认为,主体法律定位不明确使得第三方支付公司法律身份不明,缺乏相应的准入监管,处于网络运营与金融业务交接的灰色地带。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监管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立法层次、分类监管方面,在备付金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监管与创新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仍需进一步完善和突破。有学者提出,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即支付机构必须强化内控自律,监管部门必须严格风险监测,相关部门必须共同做实危机应对。与之相类似,有学者指出,对第三方支付有效监管的措施应当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部分,事前监管主要指设置一个第三方支付机构准入门槛,事中监管具体指的是央行及分支机构的监管以及交易记录强制备份等具体措施,事后监管则是消费者保护和风险处置方面的监管措施,从而使得这一整套第三方机构监管措施显得更加立体,更有层次。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有关的信息科技安全管理规定,尽快制定我国统一的第三方支付信息安全管理规范,强化企业和个人电子信息的安全管理。还有学者从金融监管与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新兴事物的一种,应当考虑适当放松监管标准,加强信息披露,使第三方支付行业既在被监控之中,又有一定的发展和创新空间。例如,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备付金适度进行投资,经营范围适当开放等。有学者专门针对2015年7月31日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这一办法虽然增强了风险管控,但与互联网经济时代消费者的支付需求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趋势有所冲突,需要构建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法律监管制度。

对此,我们综合众多研究者的观点认为,我国第三方支付监管存在监管规定层级低、监管程序不透明、法律定位不准确、金融消费者保护薄弱、沉淀资金监管存在风险等问题。监管机构应当透过第三方支付的现象看到监管问题的本质,针对互联网支付监管的不同对象进行监管调整,重点应加快第三方支付立法,建立透明的监管程序,重构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法律地位,清晰界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和客户权益保障机制,加强消费者保护,加强沉淀资金监管。同时,监管机构在监管的过程中要坚持适度监管,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向客户充分披露服务信息,清晰地提示业务风险,不得夸大支付服务中介的性质和职能,注意防止扼杀这一新兴业态,通过柔性监管更好地扶持和促进其良性发展。

4、股权众筹监管

众筹这一概念出现以来,实物众筹、捐赠众筹、债权众筹再到股权众筹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和互联网金融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股权众筹。同P2P网贷平台一样,不法分子将股权众筹平台也当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甚至是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的“合法手段”,最终造成投资者的重大损失。现有金融监管措施在股权众筹监管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问题仍在于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没法进行利益的衡量和协调,因而股权众筹的监管调整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股权众筹平台作为连接筹资公司和投资者的中介,在股权众筹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是股权众筹监管的核心。因此,有学者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股权众筹平台或其运营机构采取许可制,并建立“众筹豁免”机制,使得符合规定条件且通过被许可平台进行股权众筹的可豁免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核。还有学者指出,我国股权众筹融资平台监管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现代的市场信用体系,并且建议政府勇敢地给予股权众筹试错空间,将平台行为作为监管抓手,明确集资门户应当履行的义务和禁止的行为,引导我国股权众筹从私募形式逐渐推进到公募股权众筹形式。从“激励”的角度看,有学者认为,应当借鉴美国教授威廉·维克里和英国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的“激励相容”委托代理理论,主张在《证券法》修订中体现激励相容的原则,将股权众筹纳入到被修订后的《证券法》中,使得股权众筹的监管框架得以进一步明晰,并且将激励相容理论运用于股权众筹平台监管机制、筹资者监管机制和投资者保护机制之中,真正体现股权众筹融资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原则。也有学者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进行分类,认为股权众筹监管制度设计应一方面完善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外部监管制度,另一方面强化平台准入、信息披露、投资限额、资金托管、行业自律等内部监管制度,从而推动我国股权众筹的良好发展。

除股权众筹平台之外,股权众筹中的投资者保护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有学者从投资者适当性角度出发,指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一项保护投资者的重要制度,我国股权众筹发展必须要在构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整体构架的基础上,针对股权众筹业态特征,进一步细化具体义务规则。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投资者权益保护在当前存在着投资理念缺失、法律规定缺失、监管体制乏力、征信系统疏漏等问题,因此在股权众筹监管框架之下,需要确立投资审慎和适度理念,明确立法路线,清理监管思路,贯通征信系统,完善股权众筹投资的, 制度建设。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动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将股权众筹纳入到官方文件之中,使得股权众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15年也被称为“股权众筹元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股权众筹融资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股权众筹中分为私募与公募,但无论是私募股权,还是公开募股,在互联网金融的大环境之下,都是对传统公司法、证券法的挑战,也是对传统金融监管的挑战,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地带。对股权众筹平台的监管和投资人的保护,应成为股权众筹监管的重点,应注意发挥股权众筹融资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机组成部分的作用,更好服务创新创业企业。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决定了私募股权众筹才是更佳的发展方式,只有在运行一定时间并积累一定监管经验过后,公募股权众筹才可能得到发展空间,这也印证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博弈关系,监管不可以过度干预,但是也绝对不能够放弃干预。股权众筹平台本身存在着一定风险,而对这类风险的防控就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如何把握股权众筹的发展,如何协调其与公司法、证券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是监管部门必须关注的问题。

当然,互联网金融还有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互联网消费金融等诸多形式,科学合理界定各业态的业务边界及准入条件,落实监管责任,明确风险底线,保护合法经营,坚决打击违法和违规行为,应成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关键。

结语

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科学实施国际化战略已成为各国金融业持续发展的治本之计。从技术层面而言,金融危机不是自由市场制度的错误,而是监管失误。但是,监管技术手段的失误却来源于监管目标模糊与价值取向失配。金融综合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必须着眼于金融生态优化,进行监管目标、价值取向与监管模式的审慎权衡。回顾这些年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不得不承认的是,金融全球化改变了中国政府金融监管的基本理念,奠定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法律价值基础。只有站在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前沿,认真审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和金融监管立法,才能找到最为科学、合理的监管改革路径,使改革与法治形成良性互动,在金融全球化中为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注释:

席月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研究室主任、法学系副主任兼法硕办主任,法学博士。

徐立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6级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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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2日,沪指上涨0.87%再创年内新高5178.19点。2015年7月3日,沪指一度暴跌7%后现本轮调整新低3629.56点。仅仅14个交易日,沪指暴跌29.9%,最后股市仅用了两个月从5178点一路下跌至2850点,下跌幅度近达45%。随后国家的“救市”行动开始。

由于发生“股灾”,为抑制投资者可能产生的羊群效应,降低股票市场的波动,中国证监会开始酝酿出台熔断机制。2015年12月4日,上交所、深交所、中金所正式发布指数熔断相关规定,熔断基准指数为沪深300指数,采用5%和7%两档阈值。然而,2016年1月4日,A股遇到史上首次“熔断”。早盘,两市双双低开,随后沪指一度跳水大跌,跌破3500点与3400点,各大板块纷纷下挫。午后,沪深300指数在开盘之后继续下跌,并于13点13分超过5%,引发熔断,三家交易所暂停交易15分钟,恢复交易之后,沪深300指数继续下跌,并于13点34分触及7%的关口,三个交易所暂停交易至收市。2016年1月8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暂停实施《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四章第五节规定的“指数熔断”机制,以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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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成、徐权、赵文发:《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载《国际金融研究》,2016年第7期,第33-40页。

孙美芳:《强化金融混业的功能监管》,载《中国金融》,2016年第5期,第65-66页。

贺小丽:《我国金融监管法立法目的条款的问题及完善》,载《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第183-188页。

王国刚:《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重心》,载《中国金融》,2016年第10期,第49-51页。

席月民主编:《金融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250-251页。

2015年4月起,全球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陷入兑付危机,资金链断裂,牵涉全国20个省份、22万名投资者,总金额达400亿元,引发投资者上门维权。对此,泛亚所在其官网发布公告回应称,泛亚所一款产品的委托受托交易商的确出现了资金赎回困难,这一理财产品就是“日金宝”。

陈振云:《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法律考量》,载《学术研究》,2016年第9期,第80-84页。

张震宇:《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载《中国金融》,2016年第1期,第81-83页。

参见郭德香、李海东:《金融改革背景下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模式研究》,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62-66页。

刘志伟:《地方金融监管权的理性归位》,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56-164页。

段志国:《论地方金融监管权的理论逻辑与配置建构》,载《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68-71页。

刘子平:《功能监管强化视角下的民间金融法律治理研究》,载《金融监管研究》,2016年第8期,第75-95页。

郭可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之路》,载《金融博览》,2015年第9期,第34-35页。

董宁:《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路径探析》,载《征信》,2015年第5期,第87-89页。

席月民:《我国当前民间借贷的特点、问题及其法律对策》,载《政法论丛》,2012年第3期,第66页。

李仁真、黎四齐:《论金融业务综合化下的有效监管》,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526-532页。

彭红枫、杨柳明、王黎雪:《基于演化博弈的金融创新与激励型监管关系研究》,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9期,第92-100页。

何佳:《中国金融监管与创新的逻辑》,载《中国金融》,2016年第18期,第12-15页。

阳东辉:《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兼评巴塞尔协议Ⅲ之不足》,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55-62页。

曾筱清著:《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立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黄毅著:《银行监管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205-219页。

苏洁澈:《后危机时代英美银行监管体系变革》,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第142-159页。

梁家全著:《商业银行监管套利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204页。

许开国、王东著:《银行支付不能制度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209页。

贺绍奇:《银行理财如何回到正轨》,载《当代金融家》,2016年第7期,第109-111页。

魏建、许云:《结构型理财产品溢价率与金融消费者保护》,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14-119页。

杨东、张泽璠:《保护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银行业应有更大作为》,载《中国农村金融》,2016年第13期,第25-26页。

朱大旗:《论我国土地银行制度的构建》,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7期,第43-54页。

李玫、杨东勤:《中国<存款保险条例>中贷的风险法律问题析评和完善》,载《河北法学》,2016年第5期,第9-21页。

马一、张敏:《日本民营银行法律规制研究——兼谈对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借鉴》,载《区域金融研究》,2016年第6期,第35-44页。

邢会强著:《金融消费者权利的法律保护与救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197页。

袁达松:《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的国际金融法制改革》,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4-208页。

苏洁澈著:《银行破产监管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7-98页。

潘静、柴振国:《中国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研究——运用市场约束优化政府监管》,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5期,第88-96页。

管斌著:《金融法的风险逻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03-423页。

徐聪:《论转轨背景下证券法治逻辑与制度的现代化——兼评<证券法(修订草案)>“一读稿”》,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132-142页。

王建平:《证券监管“做-查模式”的转型与变革——以2015年6-8月证券监管风险放大为例》,载《证券法律评论》(2016年卷),郭锋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377-387页。

乔新生:《重新认识证券市场的功能》,载《证券时报》,2016年3月14日第A03版。

杨海静、万国华:《论证券市场公开承诺的监管》,载《证券市场导报》,2016年第8期,第64-78页。

赖华子:《证券市场场外配资监管制度研究》,载《法学论坛》,2016年第3期,第89-96页。

缪因知:《论证监会信息披露规则的不足》,载《法治研究》,2016年第2期,第141-150页。

邢会强:《证券期货市场高频交易的法律监管框架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5期,第156-177页。

郭雳、孙天驰:《互联网平台拆分销售私募债问题探析》,载《证券市场导报》,2016年第5期,第25-32页。

刘云亮:《注册制下证券发行信息披露责任创新制度研究》,载《证券法律评论》,2016年第00期,第13-24页。

杨峰:《我国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困境与路径分析》,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3期,第74-81页。

万国华、王才伟:《我国证券市场注册制立法变革应兼顾交易注册》,载《上海金融》,2016年第8期,第55-67页。

马一、韩子慧:《我国保荐人制度:制度反思与变革探索——以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为背景》,载《海南金融》,2016年第7期,第16-21页。

冷静:《注册制下发行审核监管的分权重整》,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171-178页。

寺岛美贵子:《保险监管法制的新趋势——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节选自《经济法前沿问题(2015)》,顾功耘、罗培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290页。

吴民许:《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监管制度研究》,节选自《保险法前沿》(第3辑),尹田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60-72页。

何文强著:《我国农业保险法律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169页。

冯辉:《比较法视野下保险资金不动产投资的法律监管及其启示》,节选自《保险法前沿》(第3辑),尹田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73-86页。

参见徐孟洲等著:《金融监管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414页。

周乾:《信托业监管的理论基础与特殊要求》,载《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43-46页。

龙超、熊俊:《我国信托业监管制度的优化:给予金融危机启示的制度分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10年第9期,第105-109页。

潘丹丹:《我国信托业监管体制的缺陷及其完善》,载《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23-27页。

贾希凌、张政斌:《近期中国信托业监管理念评析》,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3期,第30-37页。

袁增霆:《信托业安全网与监管转型》,载《中国金融》,2015年第24期,第67-68页。

席月民:《我国信托业监管改革的重要问题》,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34-40页。

席月民著:《中国信托业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页。

席月民:《我国<信托业法>的制定》,载《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233-237页。

许多奇、肖凯:《互联网金融与好的社会》,载《检察风云》,2016年第9期,第15-17页。

黄震、龙曙光:《互联网金融常态化回归》,载《财经界》,2016年第9期,第15-18页。

黄震:《互联网金融莫忘“普惠金融”初衷》,载《中国经济导报》,2016年5月25日第B07版。

魏敬淼著:《民间金融法律治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0页。

黎四奇:《中国普惠金融的囚徒困境及法律制度创新的路径解析》,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5期,第93-103页。

李爱君:《互联网金融的法治路径》,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2期,第49-54页。

李爱君:《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与监管》,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51-64页。

李曙光:《论互联网金融中的法律问题》,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2期,第43-48页。

袁达松、张赛文:《论互联网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对策》,载,《领导之友(理论版)》,2016年第17期,第50-56页。

邢会强:《论金融法的法典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49-57页。

李玉虎:《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体制重构》,载《兰州学刊》,2016年第8期,第164-169页。

杨东:《论金融领域的颠覆创新与监管重构》,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11期,第30-39页。

曾威:《互联网金融竞争监管制度的构建》,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第27-36页。

赵浏洋:《互联网金融监管完善对策——以阿里金融为例》,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5期,第94-96页。

方也媛:《互联网金融法律规制之路径》,载《税务与经济》,2016年第6期,第20-24页。

杨东、吴涛:《里程碑意义的金融监管立法——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14日第5版。

殷华著:《网络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174页。

黄震、邓建鹏:《英美P2P监管体系比较及启示》,载《中国农村金融》,2016年第15期,第84-86页。

杨东:《P2P整治指向》,载《中国金融》,2016年第15期,第72-73页。

高祥主编:《金融法热点问题研究》(第3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232页。

黄震、尹振涛:《治理校园不良网贷需监管更要引导理性消费》,载《法制日报》,2016年8月18日第5版。

席月民:《大学生分期消费要防止“信用卡之灾”》,载《经济参考报》,2016年2月23日第8版。

贺绍奇:《中国互联网银行模式、现行政策、法律环境、面临的法律问题及发展趋势》,载《中国市场》,2016年第13期,第56-60页。

柴瑞娟、周舰:《互联网银行法律规制研究——以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为核心》,载《金融发展研究》,2016年第5期,第54-60页。

包丽红、封思贤:《第三方支付监管机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载《上海经济研究》,2015年第11期,第47-54页。

李霞:《第三方支付监管的法律困境》,载《中国金融》,2010年第6期,第89页。

巴曙松、杨彪:《第三方支付国际监管研究及借鉴》,载《财政研究》,2012年第4期,第72-75页。

方辰:《“守住底线、风险导向”的第三方支付监管思路初探》,载《上海金融》,2015年第6期,第82-83页。

陆磊、刘海二:《第三方支付监管的有效性》,载《中国金融》,2015年第1期,第42-44页。

朱绩新、章力、章亮亮:《第三方支付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载《中国金融》,2010年第12期,第32-33页。

吉海芳:《第三方支付的风险监督管理研究》,载《金融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11期,第106-109页。

车云霞:《论互联网支付机构法律监管的完善》,载《理论月刊》,2016年第4期,第156-161页。

樊云慧:《股权众筹平台监管的国际比较》,载《法学》,2015年第4期,第84-91页。

韩国栋、麦志英:《股权众筹融资的监管逻辑及国际经验》,载《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97-100页。

卜亚:《股权众筹监管经验的跨国比较及启示——基于激励相容视角的分析》,载《华东经济管理》,2016年第9期,第94-99页。

张杰、张泽伟、刘丽娟:《完善我国股权众筹融资的监管制度研究》,《经济纵横》2016年第10期,第117-121页。

陈晨:《股权众筹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研究》,载《上海金融》,2016年第10期,第43-48页。

许飞剑、余达淮:《股权众筹视角下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载《经济问题》2016年第11期,第42-47页。

程惠霞:《金融监管目标权衡及其模式的递进》,载《改革》,2010年第2期,第113-118页。

陈甦主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建设》,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出处:中国法学网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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