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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债权让与中债权移转的依据(中)
尹飞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上传时间:2017/6/17
浏览次数: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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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债权让与;通知;处分行为
内容提要: 从我国法律的规定和学理来看,债权让与中债权因让与通知而转移;债权让与通知并非观念通知或者事实行为,而是债权人处分其债权的单方法律行为。如是解释,有利于维护让与人、受让人尤其是债务人的利益,避免了因债权让与带来的不确定性。债权让与通知仅可由让与人为之,重复转让时应当以通知来确定债权的实际取得人。以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的依据,并不影响债权的连续转让和秘密转让。

(四)“债权让与通知说”与债权让与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
  从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也以采纳“债权让与通知说”为宜。
  1.让与人利益的维护
  债权合同说下的债权让与协议,准物权合同说下的基础关系,通常是双务有偿合同。在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应当同时履行债务。[29]但无论是债权合同说还是准物权合同说,均要求债权让与协议一经有效成立,即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这就意味着让与人负有先履行义务,无形中剥夺了让与人的期限利益。
  为了维持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当事人要么须在债权让与协议或者基础关系中约定受让人另行提供担保,要么不得不另行约定债权实际移转的期限或者条件,[30]但这两种解决方案都人为地为当事人增加了交易成本和缔约难度。此外,后一种解决方案直接推翻了前述两种见解中合同生效直接导致债权移转效果的推论,如何解释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届至之时债权移转的依据,究竟是按照此前的约定还是另有合意,抑或是基于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届至的事实?[31]这一方案进一步增加了债务人在未收到通知的情况下,了解债权移转与否及其内容如何的难度。
  债权合同说与准物权合同说主张,债权让与协议一经有效成立,即发生债权转移的效果,剥夺了债权人另行转让债权的可能。此时,债权人已经丧失了其债权,再行订立的债权让与合同就构成无权处分,从而不能发生效力。[32]但是,这种做法未尽妥当:一方面,对其他受让人不利,其无法追究让与人的违约责任;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司法实践对待一物数卖的态度相背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5条关于一物数卖的规定,对同一标的债权,债权人也可以订立多个债权让与协议。至于实际将标的债权转让给哪一个受让人,则应当由让与人来决定,但其对其他受让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上述缺陷在债权让与通知说中并不存在。按照通知说,债权让与协议本身只是一项债权合同,其依法成立,所发生的只是拘束让与人与受让人的债的效力,至于使标的债权发生实际移转,则依赖于让与人的履行行为—通知受让人。在通知仅能由让与人为之的情形下,让与人可以根据债权让与协议的约定,合理把握通知的时间,以维护其履行期限上的利益。同时,在通知之前债权尚未移转,让与人重复让与同一标的债权并不构成无权处分。如此,一方面尊重了债权人对其债权的处分意思,便于其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使其能够对让与人追究违约责任。
  2.债务人利益的维护
  债权合同说与准物权合同说最大的缺陷体现在对债务人利益保护的不足。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债权让与协议一经有效成立,即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受让人即取得了标的债权。此时,作为受让人即便未得到通知,如果知悉债权让与协议,就应当对受让人履行,对让与人的履行则不能构成清偿。问题在于,债权让与是“越过标的债权的债务人发生的”,[33]债权让与协议作为一种合同,具有相对性和封闭性,合同外的当事人很难真正地了解合同是否成立、有效抑或生效、协议中对债权移转是否规定了条件或者期限、债权究竟是全部移转还是部分移转、债权移转的具体数额、范围等。债务人如果轻率地向受让人错误地履行,无法构成清偿,从而无法摆脱债务的拘束,这就无异于要求受让人在知悉债权让与协议的情况下,负有向让与人进一步确认的义务,[34]从而加重了受让人的负担。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金融债权的债务人众多,要求债务人负有确认义务比要求债权人一并公告通知更为低效。而且,在债权让与协议生效之后,债务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如其向让与人履行,或与让与人之间处于尚未审结状态的诉讼之中,就必须证明自己对债权让与协议不知情,方可使受让人承认其行为的效力。[35]
  有学者认为,“在以债务人保护为原则的立法中,善意债务人可以通过履行而解除其债务。债权让与后,纵未通知债务人,债务人的地位也和从前一样,仍可向原债权人清偿而使债务消灭,当然也可以行使抵销权。相反,让与后一旦对债务人为通知,通知到达后,视为债务人知悉让与之发生,从而其不可能再向原债权人为清偿或抵销,同时也不可能以自己的善意寻求保护。而且其所得用以对抗新债权人的事由因此而大受限制。”[36]进而否认以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的依据。这种批评值得商榷。即便如其所言采取准物权合同说,债务人收到债权让与通知之后,仍然无法主张所谓善意抗辩。所谓善意抗辩,无异于给债务人增加了证明自己善意的负担。
  此外,在这两种学说之下,受让人也有权进行通知,这对债务人也颇为不利。如债务人依通知进行了履行,而债权让与根本不存在、不成立,或无效、被撤销,则债权并未发生移转,债务人实际上对债权人之外的人进行了错误的履行,原债务并未消灭,债权人仍然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虽然可以依据不当得利来请求受让人返还,但这增加了债务人不当得利之债能否实现的风险,对债务人不利;即便受让人进行了返还,也增加了交易成本,构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通知内容与债权让与协议的内容不一致,而债务人依据通知对受让人进行了给付,也无法构成清偿,从而发生同样的不利后果。当然,或许也可以“通过赋予债务人审查义务来减轻受让人的证明标准,只要受让人通知了,债务人就有责任对债权让与的真实性进行审查,通常也就是通过向让与人进行确认来实现,但这样无疑增加了债务人的负担。”[37]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德国民法典》第409条对债务人的通知作出了限制,要求受让人须向债务人出示债权人签发的让与证书,但这种限制仅适用于该条对让与通知效力的特别规定。即便受让人没有出示让与证书而单纯进行通知,债务人对债权让与也应当是知悉的,从而使其无法援用同法第407条的善意抗辩,谨慎的债务人仍然不得不再向让与人进一步确认。依据通知说,债权让与只能由让与人通知,未得到通知之前债权并未实际移转。这就避免了前述问题,从而保护了债务人的利益。
  三、债权让与通知的性质
  在厘清了债权让与通知在债权移转中的意义之后,进一步探明债权让与通知的性质,对于理解前一命题具有重大价值。
  (一)将债权让与通知界定为事实行为、观念通知的缺陷
  如前所述,债权让与协议只是一个单纯的债权合同,标的债权的移转系基于让与人的履行即通知而发生。多数学者主张,通知这一履行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观念通知或曰准法律行为。[38]在以往的文章中,笔者曾经考虑将通知作为观念通知或者说单纯的履行行为来对待,通知只是让与人履行其基于债权让与协议所负有的合同义务的手段,其本身并非法律行为,不包含债权让与的法效意思。[39]
  但问题在于,若将债权让与通知仅作为一项事实行为或者说观念通知,则其本身并不包含法效意思,法律效力完全基于法律的规定。[40]这就意味着在债权让与协议中,当事人不仅就让与人负有移转债权的义务进行了约定,而且对债权移转也进行了约定。换言之,债权让与协议中不仅包含了负担的意思,而且包含了对债权进行处分的意思。依据我国《合同法》44条,该协议一经合法成立,就应当发生效力。这里所言的“发生效力”,自是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力,不仅包括了负担的效力(让与人负有移转债权的债务),还包括了处分的效力(债权的实际移转)。只是由于该债权让与协议不能对抗债务人,才需要通知债务人以便其知悉。
  这一推论就导致了以下问题:第一,既然在债权让与协议中已经对债权的移转进行了约定,让与人已经表达了移转债权的意思,则通知只是告知债务人这一事实而已。那么,即便没有通知,只要债务人知悉此种债权移转的意思,就应当可以向受让人履行,拒绝对让与人履行。通知自然也不需债权人为之,债务人同样可以通知。第二,如果让与人通知的内容与债权让与协议不一致,则应当以债权让与协议为准。即便债务人按照通知进行了履行,仍然无法构成清偿。第三,债权重复让与的情况下,在后达成的债权让与协议也应当无效。因为在第一个债权让与协议中,让与人已经对其债权进行了处分。第四,如果不存在债权让与协议,例如某人不愿具名捐赠,而在没有与基金会接洽的情况下直接通知债务人将其一笔债权捐赠给某基金会,则该债权不能移转,因为单纯的债权让与通知只是观念通知,并不包含让与债权的意思。这种观点背离了我们通常的认识。在债权让与协议不成立、无效、可撤销、不生效等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债务人基于通知进行了履行,不能构成清偿。
  可见,如果将通知作为一种事实行为或者观念通知,不仅有悖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而且推翻了前述债权让与通知说的立论基础。
  (二)债权让与通知性质上属于单方法律行为
  笔者认为,从我国《合同法》对债权让与的规定及前述各方当事人利益维护的角度来看,宜将债权让与通知解释为债权人对其债权单方的处分行为。申言之,债权让与协议中,让与人只是表达了其承受移转标的债权的债务的意思,而并不包含移转债权的意思。该协议的生效,也只是令让与人负有移转标的债权的债务,但该债务的履行仍然要通过让与人的通知。这一通知的内容并非单纯告知债务人债权让与协议的存在,更非告知债务人债权已经移转的事实(因为在通知之前债权人根本没有作出债权移转的意思表示,自然债权尚未移转),而是让与人实际移转标的债权的意思。这一意思表示到达债务人,方可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
  因此,债权让与通知存在的意义并非使债务人知悉债权已经移转,而是让与人对其债权作出了处分,此种处分仅可由让与人为之。故而,通知仅可由让与人为之,在债务人得到让与人的通知之前,即便受让人通知或债务人通过其他方式知悉了债权让与协议,债权也因让与人尚未作出处分而并未移转,债务人自然也不能对受让人进行清偿。即便让与人通知的内容与债权让与协议不一致,债务人按照通知履行债务也应当构成清偿。重复让与的情况下,只要让与人没有通知,债权就没有移转,各让与协议均为有效。债权让与协议、不成立、无效、可撤销、不生效,都不会影响依据通知作出的履行。[41]果然如此,前述事实行为说或观念通知说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均可得以解决。
  (三)德国法上债权让与模式对我国法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将债权让与通知作为单方法律行为或处分行为,实际上是把债权让与的全过程区分为债权让与协议和债权让与通知两个环节、两个法律行为。这种做法似乎与准物权合同说类似,但实际上是对德国法上区分原则在债权让与制度中体现的扬弃。
  德国法上将债权让与协议视为准物权合同,但此准物权合同与严格意义上的物权行为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应当看到,德国物权法上对债权合同与物权合同的区分是有其客观基础的:在物权变动过程中,当事人在订立债权合同之后,还涉及交付或者登记的问题,而交付和登记往往与债权合同在时空上是分离的。在交付和登记的过程中,当事人仍然要再次接触从而完成交付,或者共同向登记机构作出登记合意,客观上也不妨认为其单纯就物权的转移另行达成了合意。萨维尼所言“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合同”,也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完成债权合同之后再次接触的基础上的。而且,物权行为理论强调形式主义原则,虽然存在不同见解,但通常认为,变动物权的意思表示必须按照一定的形式加以确定,所谓物权合同,是与登记或者交付等形式要件融为一体的。[42]因此,在物权合同生效时,能够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债权让与中,一方面,就债权让与达成协议之后,让与人和受让人无需再行接触,为保持体系上的完整,德国法上不得不在基础关系之外,另行拟制出一个与基础关系同时达成的债权让与合同,并且强调债权让与合同有效成立就发生债权移转的效力。换言之,在物权变动中,物权合同与债权合同多数情况下客观上是分离的,而债权让与协议与其基础关系必须同时成立,二者之间只是观念上的区分。这也导致有学者认为,“在债权法中,抽象原则的意义不大。”[43]另一方面,这一债权让与合同并无外在的形式,从而使债务人无法如物权法中交易上的第三人那样通过一定的公示方式直接知悉物权变动。这也导致如前文所述的,尽管在物权变动模式上与法国法天壤之别,但在债权让与上却基本上一致。以至于日本学者评论为“德国法系对物权让与采用形式主义,相反对债权让与则采用意思主义”。[44]正是由于这种拟制的债权让与合同不符合形式主义原则、债权移转之后债务人通常无法知悉,德国法上不得不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就债权让与通知、重复让与等规定了一系列规则(第407- 409条)。单纯从效果上考虑,这些规则实际上否认了债权让与合同生效即发生债权移转的效力。例如,第409条明确规定“债权人通知债务人,谓已经让与债权的,即使让与并未发生或者没有效力,债权人也必须向债务人承认通知的债权让与的效力。”这就是说,即便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也应当依据通知的内容来履行。德国学者都认为,这些规定实在难以理解。[45]


出处:《法学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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