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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债权让与中债权移转的依据(下)
尹飞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上传时间:2017/6/17
浏览次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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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债权让与;通知;处分行为
内容提要: 从我国法律的规定和学理来看,债权让与中债权因让与通知而转移;债权让与通知并非观念通知或者事实行为,而是债权人处分其债权的单方法律行为。如是解释,有利于维护让与人、受让人尤其是债务人的利益,避免了因债权让与带来的不确定性。债权让与通知仅可由让与人为之,重复转让时应当以通知来确定债权的实际取得人。以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的依据,并不影响债权的连续转让和秘密转让。

德国法上的做法虽有可议之处,但其基本精神仍然颇值借鉴,因为:
  第一,如前所述,德国法上债权让与模式的不足,在于其对作为准物权合同的债权让与协议完全脱离了物权法上区分原则的内核,凭空拟制了债权让与协议。这只是在观念上承认了二者的分离,却通过拟制将二者在时空上完全保持了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分单纯设定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关系与单纯表达债权移转意思的债权让与行为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客观上,让与人承担转移债权的债务与债权的实际移转确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完全可以分离,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之中。如前文所分析的,我国法律完全区分开了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以及债权的实际移转,这就为我们把债权让与协议和债权让与区分为两个效力、内容完全不同的法律行为,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础。
  第二,物权法中的物权合同,应当依托于一定的形式要件,德国法上债权让与模式的问题,也恰恰在于其凭空拟制的这一协议完全背离了形式主义原则。但我国法律将债权让与通知作为债权实际移转的形式。基于这一形式来解释债权移转的依据,自然就避免了德国法上出现的问题。
  第三,为了弥补准物权合同说的不足,德国法通过强化通知的效力来对债务人进行了特别保护。而这种强化,如下文所分析的,完全可以通过将通知解释为处分行为来实现。这样,不仅避免了如《德国民法典》第407-409条那样大量作出特别规定,而且也避免了前述债权让与协议生效与通知的效力之间的矛盾。
  (四)基础关系为双方行为的情况下,处分行为也不妨是单方行为
  将债权让与通知界定为单方法律行为,实际上体现了负有移转标的债权的债务与标的债权实际移转的区分原则,其中债权让与协议实际上只是一个债权合同,而债权让与通知则是一个单方的准物权行为。我国学者在讨论德国法上的区分原则时,往往以债权合同与物权合同名之;德国法上也将债权让与协议作为准物权合同看待,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印象:如果基础关系是合同这一双方法律行为的,那么在基础关系上分离出来的行为就必须是双方法律行为。但笔者认为这一认识并不尽然。
  德国法上区分原则不仅体现在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上,还体现在代理权与其基础关系的区分上。拉班德最早提出代理权的区分原则时,也将代理权的来源界定为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基础关系(如委托合同、雇佣合同)之外的一个独立的合同关系。此后,学者发现代理权只是被代理人授与代理人的一个资格,并没有对代理人科加义务,没有必要要求代理人的承诺。这一认识因此被舍弃,代之以意定代理权依代理权授与这一单方法律行为而产生。而日本学界通说仍然认为代理权虽非产生于委任合同本身,但它是附随债权合同的一种无名合同。因此,基于区分原则抽象出来的行为,究竟是单方行为还是双方行为,主要是看法律的具体规定以及实践中行为所附着的形式的具体要求,不宜一概而论。
  单纯从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分来看,债权行为是合同也并不意味着物权行为就必须是合同。例如,瑞士民法中,不动产物权变动须有原因行为、登记承诺与登记相结合,方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依据《瑞士民法典》第963条第1项,“所处分的不动产登记,须依不动产所有人的书面声明作成”,此书面声明即登记承诺,是不动产所有人同意处分不动产所有权而作的同意登记的意思表示。这就把物权合意的要求,解释为买受人已因买卖合同而取得受让所有权的请求,从而只需再有出卖人一方为处分的意思,即可成立物权处分行为。可见,即便基础关系是双方行为,在解释上物权的处分也不妨以单方行为为之。
  笔者之所以将让与人对其债权的处分行为界定为单方法律行为,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法律中将债权移转的形式界定为通知这一单方行为,依托这一形式体现出来的法律行为自然是单方行为。因此,依据《合同法》,只能将通知的性质解释为单方行为;另一方面,让与人对标的债权的处分,如被代理人授权一样,并没有增加债务人的负担,自然也无需债务人之同意,只需要让与人单方意思表示就足够了。尤其是债权只是请求权,让与人对标的债权处分后,如果受让人不愿接受,完全可以不行使该权利,不存在强迫其取得财产的问题。如果照准物权合同说那样,强行按照双方行为解释,既无必要,也徒增麻烦。
  四、债权让与通知说与债权让与中重大疑难问题的解决
  在坚持债权让与通知说的前提下,债权让与制度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亦可得到解决。
  (一)无因性
  如前所述,将债权让与通知界定为单方法律行为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不存在债权让与协议(包括该协议不成立、无效、被撤销、不生效)的情况下通知的有效性。此时,虽然没有债权让与协议,但通知仍然是有效的,债务人基于该通知作出的履行能够构成清偿,让与人不能否认该履行的效力。存在债权让与协议的场合,在承认债权让与通知与债权让与协议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行为的情况下,二者均应适用法律行为有效要件来各自判断其效力。两个行为其当事人不同,法律行为的内容也不同,在效力上一般不存在牵连性。例如,债权让与协议因显失公平而被撤销,但债权让与通知根本就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自然仍然继续有效。债权让与协议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只要债权让与通知不存在无效或被撤销的理由,让与人都无法撤销或宣告其债权让与通知无效,从而债务人基于通知向第三人进行的履行仍然构成清偿。这就充分保护了债务人的利益,避免债务人因为债权让与协议的瑕疵而受到损害。
  (二)重复让与
  让与人就同一标的债权重复让与时如何处理,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在各受让人之间,依据如下标准确定取得债权的受让人:(1)两个以上的让与中,有偿让与的受让人取得债权;(2)两个以上的让与中,有可撤销事由的让与的,无可撤销事由的受让人取得债权;(3)两个以上的让与中,同时有全部让与和部分让与的,全部让与的受让人取得债权;(4)两个以上的受让人中,先对债务人为有效通知的受让人取得债权。”这一认识最大的问题是债务人难以辨析何者优先,难免损害债务人的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债权让与协议为处分行为,故而原则上应当依债权让与协议生效的时间为准。这一观点实为债权合同说和准物权合同说自然推导出的结论,问题也是对债务人保护不力。《德国民法典》第409条不得不作另行规定,通过强化通知的效力以克服其不足。还有学者认为,应当以通知为准,债务人依据通知履行即可构成清偿,但在后顺位受让人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先顺位受让人可以向其主张不当得利。这一观点固然解决了债务人保护的问题,但对受让人尤其是获得履行的受让人保护不足。第一、三种观点共同的问题在于,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难以说明为什么通知具有决定债权转移优先顺序的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不同的见解实际上是基于对债权移转依据的不同认识而产生的,其不足反而凸显了债权让与通知说的优点:既然通知是让与人处分其债权的行为,让与人通知中指明的受让人即可获得债权,债务人自然也以通知为准来履行债务。即便让与人通知对在后缔约的受让人履行,其也有权保有债务人的给付,而无需返还所谓的不当得利。未被通知的受让人自可依据违约责任对让与人提出请求。如此,不仅避免了前述观点可能造成的一连串诉讼,而且能够充分保护各方当事人尤其是债务人的利益。
  (三)连续让与和秘密让与
  有学者认为,以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的要件,只是考虑到立法与推理上的清晰与简洁,但扭曲了实在的社会生活,不适应商业实践。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情形:
  第一,秘密让与。商业实践中,存在着不通知的习惯,或由让与人代表受让人接受给付,或者在金钱债权让与中,由让与人和受让人就收款的银行账户和邮政信箱的控制权达成协议,这样反而可以避免给债务人带来任何不便,这些不便可能造成正常的一连串付款的中断。
  笔者认为,债权让与通知解决的是债权移转的问题,根本上是要解决受让人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的问题。在秘密让与的情况下,让与人与受让人只需达成债权让与协议即可,根本没有必要通知债务人。待债务人对让与人履行之后,让与人再依据债权让与协议对受让人履行即可。而且,秘密让与时,采取债权让与通知说可能更为有利,因为如果采取债权合同说或者准物权合同说,尽管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一般情况下债务人不知道,但如果债务人知悉该协议,就可能陷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即究竟应当向让与人还是向受让人履行。采债权让与通知说,即便该秘密让与泄露,债务人仍然可以确定地对让与人进行清偿。
  第二,连续让与。例如,A对B有债权,以之让与于C, C为融资,再度让与于D银行。债权让与通知说可以轻易解决这种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D对C、 C对A、 A对B一连串的通知来解决问题。这在通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不是一个难题。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通过A作成让与字据,交给后手一系列受让人的做法,由最后的受让人对B提示完成债权的移转。反之,如果采取债权合同说或准物权合同说,B可能因为零星地知悉后续一连串让与中的某个环节,而错误地进行给付,或不得不反复向A查核是否已经让与。
  简而言之,将债权让与中债权移转的根据确定为通知,以通知作为让与人处分其债权的单方法律行为,恰恰解决了商事实践中债权移转频繁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可最大限度地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促进债权的流转。

【注释】 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3页。
从《合同法》条文体系来看,也可得出这一结论:第80-89条所言,应为通过合同而为的债的移转;第90条则为法定债的移转的情形。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即有学者主张应当区分这二者,参见裴丽萍:《论债权让与的若干基本问题》,《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第76页。
参见[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周忠海、李居迁、宫立云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页。
参见许多奇:《资产证券化中的债权让与法律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00 -103页。
参见崔建远、韩海光:《债权让与的法律构成论》,《法学》2003年第7期,第55 -61页;其木提:《债权让与通知的效力》,《交大法学》2010年第1期,第255页。
法国法上,依据民法典第1138条,债权于当事人之间的转移,在买卖契约缔结的同时发生。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参见[日]西村信雄:《注释民法·债权》,有斐阁1965年版,第340页;转引自注,崔建远等文,第57页。相应地,债权让与通知可以由受让人向债务人作出。参见《法国民法典》第1690条,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4页以下。
参见张谷:《论债权让与契约与债务人保护原则》,《中外法学》2003年第1期,第20-34页。
《德国民法典》第398条规定:“债权人可以通过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将债权转让于第三人。合同一经订立,新债权人即取代原债权人的地位。”此处所言的合同即作为准物权合同的债权让与合同。
同注,第704页。
参见《法国民法典》第1691条、《德国民法典》第407、 408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97条第1项规定,通知方可对债务人生效。但实务中认为,就债务人而言,通知为观念通知,只是为了使债务人知悉债权已转让的事实,故而其与对抗要件在适用上差别不大。参见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
《法国民法典》第1691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97条允许让与人和受让人均可通知。《德国民法典》第409条仅规定了债权人的通知,但学说上认为如果受让人通知且不存在合理异议,亦发生通知的效力。参见[德]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页。例外的是,日本民法明文规定应由让与人通知,不允许受让人代位让与人进行通知。这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允许受让人通知,可能在没有债权让与事实时作虚伪通知,故法律进行了特别规定。参见[日]于保不二雄:《日本民法债权总论》,庄胜荣校订,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92页。
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页。
持此说者,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刘燕:《债权让与通知的效力》,《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第71页;张雪忠:《通知: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法学》2005年第7期,第97-102页。
崔建远:《债权让与续论》,《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第49页。
参见申建平:《债权让与通知论》,《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第85页。
参见注,第223页。
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第173页。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合同法(试拟稿)》(1995年1月)为《合同法》立法中最早的草稿。其内容及其在《合同法》立法中的意义,参见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以《合同法》起草中的几部重要草稿为例,在《合同法(征求意见稿)》(1997年5月)中,其第55条明确将通知人界定为“债权人”(即让与人);《合同法(草案)》(1998年8月)第82条与最终的《合同法》第80条完全一致,强调“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就区分原则的具体内涵,尤其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存在较大争论。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以下。但无论持何种见解,对下文的分析都没有直接影响,此处不赘。
参见注,第49页。
《物权法》以登记要件主义为主,但亦承认登记对抗主义。此种登记对抗可谓意思主义之反映。但从《物权法》第9条来看,登记对抗主义(意思主义)的适用以法律的特别规定为前提。而《合同法》第80条恰恰要求以通知作为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
参见“佛山市顺德区太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二终字第212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12期。
有学者认为,判决书中“向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并非债权转让协议的生效要件”的表述,“明确否定债权让与通知为债权移转的要件”(同注,其木提文,第248页),混淆了债权转让协议与债权转移之间的关系。
参见崔建远:《民法制度移植的背景因素与内在和谐问题》,《法学家》2003年第4期,第25页。
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参见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参见我国《合同法》第66条对履行顺序的规定。
基于准物权合同作为处分行为的本质,这种约定是不允许的。秉承债权合同说的《欧洲私法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第三编第5:114条则允许当事人如此约定。See Study Group on a European Civil Code&Research Group on EC Private Law (Acquis Group),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DCFR), Full Edition, Volume 1. Munich: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GmbH, p. 262.
参见周小峰:《定位债权让与之性质—以区分原则为其基础》,《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54页。
当然,也可以考虑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条,认为无权处分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从而认为合同有效。但就该条规定是否妥适,学界不乏质疑。如梁慧星:《对买卖合同解释(法释[2012] 8号)的解读和评论》,载中国法学网http://www. iolaw. org. cn/showArticle. aspx?id = 3660, 2014年9月1日访问;杨明宇:《〈物权法〉第15条的涵义与负担行为、处分行为的区分》,《暨南学报》2013年第9期,第101页以下。
同注,梅迪库斯书,第557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欧洲私法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第三编第5:120条“让与的充分证据”规定:“债务人有合理理由相信债权已被让与但尚未收到让与通知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其相信被让与债权的人提供让与通知,或者没有让与权利抑或让与人仍然有权接受履行的确认。”参见欧洲民法典研究组、欧盟现行私法研究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高圣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这一规定,貌似赋予了债务人权利,实则是无妄地对其科加了负担。但这是为了纠正上述学说,维护债务人利益所必须的。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406、 407、 408条的相关规定。
同注,第33页。
白彦、林海权:《债权让与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政法论坛》2003年第3期,第55页。
参见崔建远、韩海光:《论债权让与和对抗要件》,《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6期,第56页;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页。
笔者当时主要是从与物权变动的折衷主义模式协调的角度出发,认为作为单纯债权合同的债权让与协议,其履行仍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即通知来完成;这一通知乃单纯的作为履行行为的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参见尹飞:《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与效力》,《判解研究》2002年第3期,第128页;同说参见注王利明书,第231页;申建平:《对债权让与通知传统理论的反思》,《求是学刊》2009年第4期,第67-69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有学者呼吁我国法律应引入表见让与制度,在债务人收到符合要求的让与通知后,即使未发送债权让与或者让与无效,债务人仍有权以对抗受让人的事由对抗让与人。参见李永锋、李昊:《债权让与中的优先规则与债务人保护》,《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51页。但在采“通知说”并将通知界定为单方法律行为的情况下,这一制度是不必要的。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5),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同注,第386页。
同注,于保不二雄书,第292页。
参见注,梅迪库斯书,第559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See Wolfram Muller-Freienfels, “Legal Relationship in the Law of Agency: Power of Agency and Commercial Certainty”, 13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964),p. 209.
参见[日]我妻荣:《中国民法债编总则论》,洪锡恒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参见苏永钦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页。
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
参见徐涤宇:《债权让与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中外法学》2003年第3期,第307-319页。
参见注,第159页。
参见注,第32页。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崔建远、韩海光:《债权让与的法律构成论》,《法学》2003年第7期。
{3}崔建远:《债权让与续论》,《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
{4}张谷:《论债权让与契约与债务人保护原则》,《中外法学》2003年第1期。
{5}徐涤宇:《债权让与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中外法学》2003年第3期。


出处:《法学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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