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高科技的网络技术所具有的快速远程处理功能，虽然为便捷、快速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但也使支付、清算风险的国际性波及速度变快，范围变广。风险的积聚与发 生可能就在同一时间内，使预防风险变得困难。在“纸质”结算中，对于出现的偶然性差错或失 误，有一定的时间进行纠正。现在，在网络中这种回旋余地大大缩小，错误的扩散面加大，补救成本加大。

        第二，网络金融的整个交易过程几乎全部在网上完成，金融交易的“虚拟化”使金融业务失去 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交易对象变得难以明确，交易过程更加不透明，导致中央银行难以准确了解 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的实际情况造成信息不对称，使风险集中、速度加快、风险形式更加多样化。

        第三，金融风险交叉“传染”的可能性增加了。原先在国家中可以通过分业、设置市场屏障或特许等方式，将风险隔离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中，分而化之。但现在这种“物理”隔离的有效 性正在大大减弱。在网络金融中，各国金融业务和客户的相互渗入和交叉，使国与国之间的风险相 关性正在日益加强。

        第四，金融危机的突然暴发性和破坏性加大。一些超级金融集团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利用国际金融交易网络平台进行大的国际投资和投机活动，却部分地逃避了各国金融当局的监管，加大了金 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而危机一旦形成，就会迅速波及到相关的国家。

        可以认为，网络金融将比传统金融面临更大的风险考验。比如，技术选择失误对传统金融机构 来说只是导致业务处理速度降低处理成本增加，而对基于信息技术的网上金融机构来说，失去技术领先性，则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丢失，失去生存的基础。再如，信誉风险对传统金融机构来说，可 能只是部分客户的流失，但对网上金融机构来说，网上选择的多样性和随意性将使网络机构面临更 大挑战。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风险还将不断产生。例如，2015年“双十一”当 日支付宝成交额达到900亿元。与此同时支付宝推出的余额宝理财产品直接将人们的消费需求和理财 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消费需求的一端联系的是实体经济，理财需求一端联系的是金融体系， 前者要求的是与消费相匹配的实体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后者则要求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品种的丰 富。此外，倘若没有良好的防控类似于洗钱、诈骗、人为的误操作和系统漏洞等一系列操作风险的 措施，操作风险一旦发生将可能导致影响范围更加广泛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显然，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对互联网金融活动实施必要的干预仍然十分必要。传统的监管理 论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中出现了问题，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理论框架需要调整，网络金融监管正在 向以防止操作风险带来的外部性为核心的方向转变。

        3.互联网技术将使金融行业竞争不完全性更加突出

        一个行业越是信息密集化，就越有可能被新的更为高效的信息获取方式所影响，也越能因此改 变运作形式。以互联网银行为例，在网络上运行，使其成本降低、经营效益的提高，银行经营利差 大大缩小，银行业务经营已不再依赖于传统银行需要靠网点规模和资产规模盈利，银行更多的是依 靠网络银行业务功能的便捷程度、用户界面的友好程度赢得客户，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同时，网络 银行自身特征的存在，使得无需在边远地区设置分支机构和地方金融机构成为可能，对于一些小国或独立的经济区，甚至可以不需要建立自己的银行系统。网络银行特征的存在也使得客户选择银行 在地理上的局限性完全被打破，消费者和投资者更多地根据银行服务功能的便捷程度和网站的知名 度选择银行。这样，客观上就存在着推动消费者和投资者集中于少数银行的趋势。另一方面，利差 的缩小也迫使银行采取有效手段，兼并或挤垮其他网络银行。这些特征使得银行在网络金融时代有 自然集中和自然垄断的倾向。

        又如股票交易是又一信息密集化行业，也随互联网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华尔街为例，高频交易逐渐占据统治地位，高性能计算机采用的算法每秒可运行几千条指令。那么，输入算法交易的信 息当然就来自于互联网。通过互联网，计算机同时在公共市场和私营市场搜集信息，并先于其他投 资者，迅速发现市场趋向及不断变化的市场策略。华尔街的大型公司，如高盛集团，有能力支付购置高频交易技术的巨额花销。而其他投资者，由于无法获得此类科技。但是，在这种以互联网为动 力的高速交易环境中，只有高频交易者才能真正意义上符合“适者生存”的法则，他们能从交易中 获取巨大利益。

         (三)互联网背景下高传染性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更加难以预防

        传统金融监管对金融稳定性的界定，是指金融体系中的关键机构能够保持稳定，公众对机构的 信心度很高，这些机构在无外界援助或干预下就能履行合同义务;金融市场上不存在一种使经济受 到伤害的价格变动，市场参与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很有信心地进行交易，这一价格水平能够反映经 济基础因素，当基础因素没有变化时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也不会出现较大波动。因此，可以看出，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传统金融监管还局限于经济、或价格的传染或波动上，但在互联网时代，金融 风险的传染是立体的、多途径的，对此，显然传统金融监管理论并没有充分的准备。

        互联网对经济传染、思想传染及电子传染的影响。经济传染广为人知，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很 好的例证，经济传染总是与思想传染相伴而生，比如过度贪婪哄抬市场价格，恐慌情绪带来价格暴 跌。互联网在很多传染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量的博客为网络用户传播观点、招募成员和 影响股票价格提供了低成本的手段。总之，在思想传染中，心理因素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电子传染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事物。因为电脑病毒、蠕虫病毒及其他形式的电子灾难都在互联网上传播，所以，他们在传播过程中不需要任何身体接触。病毒指令可以查阅你的电脑，入侵电子 邮件联系人列表，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他们逐一发送邮件，一台电脑上的病毒可以感染远在世界另一 头的陌生人的电脑。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标准化的协议或软件可以使互联网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个人 投资者间稳定运行，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中，恶意行为将严重危害社会和世界上的重要体系，带来巨 大的经济损失。正是由于标准化，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才有机可乘，他们可以编写恶意软件，并以 较低的成本在世界上散播，从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恶意程序一经精心设计，其攻击力便足以使 金融体系崩溃。说起网络战争，透过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此类担忧不无道理。2007年年初， 俄罗斯策划了一起网络恐怖行动，对欧洲网络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爱沙尼亚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数 字攻击。受此影响，爱沙尼亚政府通信系统崩溃，银行系统四面楚歌，自动取款机全面瘫痪，经济 一度陷入低迷。

        (四)互联网背景下“蝴蝶效应”对金融监管理念起源的挑战

        在起源上，金融监管法律往往诞生于上一次的金融危机，并已经严重落后于同一时期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新的金融产品和问题往往缺乏优质的法律指引和救济。在有些情况下，缓慢的规则制定仅仅是落后于快速的金融创新〔16〕，而有些情况下，不合时宜、不匹配及误导性的法规将成为滋生未来金融问题的温床。随着互联网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法律必须重新审视其起源，从而使其变 得更有效。〔17〕 

        在互联网环境中，创造更多的互联是为了提升安全度，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运作效率。在传统 的金融监管下，我们往往更关注高概率事件，而对可能诱发毁灭性后果的小概率事件则不太注意， 因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我们提防，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而这样做则会导致危及整个系统的灾 难。有时候，我们降低高概率、小问题发生的同时，也增加了小概率、灾难性事件发生概率，而且 在互联网背景下，变化超速发生，问题的累积速度更快，那些原本不会发生的“黑天鹅”事件，也 开始频频出现。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从本质上说，“蝴蝶效应”的原有之意是，针对大问 题的小修小补往往会使问题更为严重。尽管短期的补救措施在成本和操作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但是 这些措施往往容易掩盖本质问题，长以此往，势必带来更为巨大的损失。

        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宗旨将由单一的“金融危机预防”转向全面的“金融安全维护”。金融监 管理论产生之初具有明显的“危机导向性”,相关研究也主要围绕消除金融的市场不确定性以降低 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然而,这种研究宗旨却在无形中导致了研究结果的滞后与死板,金融监管理论与金融具体实践总是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金融监管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并不强。进入21世纪,金 融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使得金融风险的传递渠道更加广泛,金融风险的类型与破坏力度也日趋多样与复 杂。这种风险累计到一定程度将酿成危机,从而对金融体系造成毁灭性打击,即使风险积累量尚未达 到危机爆发程度,也同样会扰乱金融秩序。为此,金融安全的维护已取代金融危机预防,成为全球化时 代金融监管的根本任务。相应地,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也需要遵循这一时代变迁的要求。

         二、互联网背景下金融监管理念的重构

        (一)互联网背景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新理论基础

        1.“过度互联”理论

        互联网对相互联系的巨大影响似乎产生于弹指一挥间，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控制。后工业化时代 网络和互联性的运作机制，当那些互联性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即可以简单称为“过度互联”时〔18〕， 系统就难以进行自我调整。

        普林斯顿数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于1958年发表的文章所写，过度互联的环境显 得非常不稳定，不但很容易出现迅速的变化，而且也容易发生事故。维格纳提出，在一定的条件下， 那些巨大而互联的物质体系总是不稳定的。随着系统规模的膨胀，相互联系不断加强，不稳定因素出 现的概率也随之增加。维格纳所用的公式与经济学家用来分析经济体系的等式非常相似。而与维格纳 论文相辅相成的是1970年英国控制论学家威廉·罗斯·阿什贝(William Ross Ashby)所写的一篇 文章，他指出所有庞大复杂的动态系统在达到一个临界互联水平前，都会显示出稳定的特性;之后， 随着互联性的增长，系统会突然失去稳定性。正如将临界质量的铀聚集于原子弹中产生爆炸一样。

        互联性的迅速增长会引发两种后果:第一，它能以极快的速度驱动变革，正如威廉·奥格本在 定义“文化滞差”这一术语时所述:“文化中与环境相协调的某一元素发生变化，而环境无法与这 一变化保持同步。”因互联性的增长而产生的技术变革具有创造新系统的潜能，而环境(包括制度、 文化)常常没能力容纳这些新系统，这种环境与技术变革的脱节就意味着过度互联会导致巨大的“文 化滞差”。第二，我们周围的环境由那些和我们相联系的事务所组成，因此，如果互联程度的大幅提 高突然改变了那些与我们相联系的事务，我们的系统就会经历迅猛的环境变化。如果这一系统并不及 其灵敏，则该系统无法与环境的改变保持一致，其结果是，巨大的文化滞差将再次出现。

        互联网技术的运用，给金融机构及其他非金融机构提供了高度的互联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用 与众不同的方式开展业务，如大数据金融等，并且取得成功，之后超出监管环境的范围，最终失去控制。如果很多金融机构都这么做，经济就会陷入过度互联的状态，从而催生混乱。有时候过度互 联是剧烈的内部变化和外部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2.“正反馈”理论

        从现代信息工程的相关理论解读反馈作用，和经济学中的“正负外部性”不同，这里的“正反 馈”，是指一种变化推动和加强另一种变化的作用，而非结果是“正面”的。具体来说，无论是正 反馈还是负反馈，都是通过一个循环回路实现的，例如，信号从源头A传向B，再从B传向A。反馈回路也可以更长，比如从A到B，从B到C，从C到A，如此无限循环下去。回路越长，则联系越强; 回路越多，则出现强烈正反馈的概率越大。只要有回路的存在，信息或者其他刺激源就可以沿回路 循环并对刺激源的发生者产生作用。例如，金融中的杠杆和证券化。

        而信息工程理论中所谓的负反馈并不是指消极的意义，而是指平衡稳定。负反馈可以放缓甚至抵消变化，从而保持环境的平衡。就空调就是一个负反馈的例子，如果室内温度过低，则系统失去 平衡，温度计就会发出“温度过低”的信号，供暖设备就会开启。如此，通过控制温度的升降就可 以将室内温度保持在一个适宜的水平内。

        传统的市场体系也会利用负反馈来平衡供求关系。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市场就会失去平 衡，价格体系便会产生负反馈，从而提升价格。而价格的上调作为一个信号，会提醒生产者扩大生 产规模。一旦生产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下跌，促进生产者缩减生产量。金融体系也一样，通过利率 的变化，以保证资金的供需关系平衡。

        而正反馈则不一样，它并不会让环境重回平衡状态;相反，正反馈会加强和放大变化，加速整 个变化过程的发生。一旦出现正反馈，尤其是在高度互联的环境中，最初的一个刺激源会通过整个 反馈循环回路，给系统带来更大的刺激。这种单向加强作用，让整个系统加速发生变化。正反馈越 多，反馈回路越多，变化的规模就越大，速度也越快;应变生变，越来越快。在家庭供暖控制系统 的例子中，如果将负反馈变为正反馈，温度计发出的信号就会是“室内很热，继续制冷”，信号不 断重复，导致室内温度降低到不可忍受的水平。

        在互联网空间里，正反馈有时很强烈，有时则较弱，有时候网络空间里会让原来根本没有正反 馈的地方产生正向加强的效果。随着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体系中的进一步运用，互联网的正反馈作用 同时也扩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过度互联极易引发规模更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