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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证解析(下)
吕忠梅、窦海阳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传时间:20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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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责任;生态环境损害;恢复原状;民法总则
内容提要: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在实践中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生态环境损害难以认定;二是修复的裁判要求难以达到妥当程度。对此,需结合法律规范和司法判决,对“生态环境损害”和“修复”进行解析。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认识应在两方面展开:一是损害是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不利改变以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破坏、损伤;二是损害应可评估。基于修复范围、标准、方式、方案的限定和筛选,裁判中的修复要求应作出尽可能精确的妥当表达。“修复生态环境”与民法中的“恢复原状”存在很大差异,在救济对象、标准、方式等方面两者无法相提并论。民法总则未将“修复生态环境”纳入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是科学、妥当的安排。

此外,在责任人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但确无能力或者明确表示不履行时,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责任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需要指出的是,修复生态环境损害的费用并非损害赔偿。民法上恢复原状费用的请求旨在重建被损害的利益,实现法益状态的完整,以保持利益或完整利益为价值导向;而损害赔偿仅在弥补法益价值的差额,旨在保障受害人的价值利益。因此,这种费用在性质上仍属恢复原状的评价范畴,是恢复原状的变形。修复生态环境的费用也是同理,旨在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而非此损害不可修复而转化成的金钱赔偿。将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归于修复生态环境这一责任承担方式下,有利于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囿于环境修复的专业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由责任人直接承担修复责任难以达到相应的标准,以责任人支付修复生态环境费用的方式代替其修复责任的直接履行,由专业人员在环境资源管理机关主导下进行生态修复,能够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关于环境修复款项的支付与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法发〔201411)14条指出了两种方式,一是探索设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专款用于恢复环境、修复生态、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二是与环境资源保护行政执法机关、政府财政部门等协商确定交付使用方式。在实践中,修复费用的支付以及使用方式也存在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由法院负责将责任人支付的款项用于修复生态环境。这种情况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各地的环保组织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修复款项向地方财政机关设立的专项账户支付,然后再由法院向财政专户申请款项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目前,无锡、昆明、贵阳、德州等地采取了将环境修复资金和服务功能损失等款项缴入专户或基金予以管理使用的方式。

另一种情形是,由相关主管机关或者地方政府负责将责任人支付的款项用于修复生态环境。这种情况多为相关主管机关或地方政府作为原告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在具体案件中,对于林木资源的损失,林业局作为国家授权管理林业工作的部门可以提起诉求。对于天然渔业资源的损失,渔业局、水产局等机构可以提起诉求。对于地质破坏所产生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费用,国土资源局有权提起诉求。对于突发性污染事件,环保局是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职能部门,其支出的相关费用系因修复被污染环境的应急措施而产生,对该费用有权向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任方要求支付。除了上述职能部门外,还有一些具有综合职能的主体也可以对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提起诉讼,比如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发生地的基层政府或组织,包括县、区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小组、村委会等。在上述案件中,法院判决被告向主管行政机关或者地方财政局支付费用,再由主管行政机关或者地方政府主导该费用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为确保修复的效果,实践中,相关管理部门通过招标等市场方式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修复生态环境,法院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关对修复结果进行鉴定。有的法院认为在必要情况下,应邀请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实施修复的机构一同组织生态环境的修复和鉴定。此外,有的地方法院邀请环保组织、公民个人对修复过程及结果进行监督,形成了公众参与的监管机制,并与执行回访、案件报告等相关制度结合,以保证生态环境修复判决的实际执行。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高昂,会给判决的履行带来诸多困难。由此,一些法院在修复费用的履行方式上作了一定变更。比如“泰州污染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污染企业承担1.6亿元的“天价”环境修复费用。二审法院考虑了企业承受能力、修复期间、鼓励企业治理等因素,对履行方式作了改判,由一次性支付改为部分延期履行和有条件抵扣。一方面,在当事人提出申请且能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应支付款项的40%可延期一年支付。另一方面,在判决生效一年内,如果被告企业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对副产酸进行循环利用,明显降低环境风险,且一年内没有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其已支付的技改费用,可以凭环保部门出具的企业环境守法情况证明、项目竣工保险验收意见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改投入资金审计报告,向法院申请在延期支付的40%额度内抵扣。再比如,连云港中院在一宗环境侵权案件中考虑到责任人经济非常困难,在责任人经济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支持责任人通过提供有益于环境保护的劳务活动抵补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并指出这符合“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较单纯赔偿更有利于环境的修复与治理。这些判决对环境侵权责任的履行方式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严格地审视,这种创新不无司法“任性”之忧。因此,法官在履行方式的确定上,还应在积极效果和法理依据之间妥当衡量。

()修复方案的技术性与法律性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落实,取决于是否有符合生态修复目标并切实可行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在确认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确定其时空范围并判定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生态修复方案实际是对修复路径的评判和选择,这必然涉及技术性问题,并且有可能大大超出法官的认知水平与能力。这导致了相当多的判决书在判决当事人承担生态修复责任后,对生态修复资金仅作出“用于环境修复”的笼统表述,回避了生态修复方案问题。这种判决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没有具体的生态修复方案,可能出现生态修复资金的计算依据和标准与实际修复目标之间的差距,使修复难以实际进行,或者因修复方案不能迅速跟进,导致生态系统的更大破坏。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对生态修复方案进行了积极探索,创造了“附生态修复方案的判决”,将专业机构制定的修复方案作为生效裁判文书的附件,赋予其执行力。比如“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诉贵州省清镇红枫瓷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调解协议后面附有环保专业机构拟定的《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方案》。有的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表述以鉴定、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被告承担的环境修复费用。比如“昆明三农污染案”,法院认为昆明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的《治理成本评估报告》具有科学性、现实可行性、必要性和时效性,应予以采信,据此鉴定出来的治污费用由被告承担。一些法院出于生态环境修复的专业性考虑,对专业机构的报告和方案“照单全收”,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生态治理方案的技术性与法律性之间关系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的疑虑。作为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能够只考虑其专业技术性而不考虑法律的公平公正性吗?

专业机构制定的环境修复评估报告以及治理方案是根据特定技术规范作出的,具体的修复目标细化为修复方案中的技术指标和污染物容量值。这些数值应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法律规范中的修复要求以及制定修复方案的技术专家能否全面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环境利益,值得进一步讨论。修复方案的确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部分利益主体的影响甚至左右。即使是中立的专家,也可能由于专业领域、知识能力的限制,无法充分保证环境修复目标的公正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因此,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应当审慎地对待各种技术方案、评估报告,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在妥当衡量其技术性与法律性的关系后再加以采纳。在这方面,“第II版办法”对于修复方案的选择与确定,就涉及法律价值评判的一些考量因素,给出了指导性意见。比如第8.3.2.1.3项规定,“基本恢复方案的定性筛选”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1)有效性,即恢复方案应该能够实现对受损环境的恢复、修复或重置;(2)合法性,即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划等;(3)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即恢复工程不得危害公众健康和安全;(4)技术可行性,即恢复方案应该有较高的成功的可能性,并在技术上可行;(5)公众可接受,即恢复方案应该达到公众可接受的最低限度,恢复方案的实施不得产生二次损害;(6)减小环境暴露,即恢复方案应该尽量降低环境的污染物暴露量与暴露水平,包括污染物的数量、流动性和毒性等。可见,生态修复方案的考虑并非只有技术性因素,其中第(2)项是法律因素,第(5)项涉及公众利益与责任人利益的衡量,对于这些因素的考虑,不可能也不应该由环保技术人员作出,而是需要法官以自身的法律素养在考虑规范要求以及政策需求的基础上作出判断。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社会性,修复方案的确定需要公众的参与,必要时还应以一定形式充分征求公众或相关利益方的意见。比如“无锡蠡管委案”中,法院建议被告提供对宕口地块的原地复绿固土计划和方案以及对3677平方米土地采取异地补植的三套备选方案。被告在案件审理期间对补植方案进行了具体设计和网上公示,没有人提出异议。在广泛听取民意后,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持续整治和复绿固土义务。再如“常州污染案”中,为确定环境污染损害价值、制定环境修复方案,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委托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常环公司”)进行评估鉴定,同时为鼓励环境污染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修复,要求常环公司出具三套环境生态修复方案。法院将三套方案在受污染场地周边予以公示,并到现场以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公众意见。法院以该公众意见作为重要参考并结合案情最终确定了环境生态修复方案,要求常环公司按照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提供鉴定结论。这些尝试体现了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原则,也起到了促进执行的良好作用,但如何纳入规范、程序化轨道,值得进一步归纳总结。

代结语:“修复生态环境”的立法定位

通过以上对相关司法文件、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修复生态环境”责任承担方式是为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而以司法解释形式提出,在司法实践中也主要适用于环境公益诉讼或者具有较强公益性的民事诉讼案件的裁判;虽然其作为民事责任中“恢复原状”的一种形式,但其责任判断标准、责任内容、履行方式等,都与民法上的“恢复原状”大相径庭,更多体现的是环境法的整体主义思维、风险预防和公众参与原则、技术与法律的协同等理念和制度,因而“修复生态环境”是违反环境法、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形式。某种程度上讲,“修复生态环境”责任承担方式的出现,是在我国相关立法不尽完善的情况下,为解决司法裁判问题而产生的“急就章”。从实践效果看,这种责任承担方式也的确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在不断展现司法智慧的力量。

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主张在民法总则中写入“修复生态环境”,以体现中国民法典的“绿色”理念,其愿望非常美好。但“修复生态环境”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需要有法律理性的支撑。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果要设置“修复生态环境”,不仅需要辨析我国民法目前的“恢复原状”体系,也要厘清“修复生态环境”与“恢复原状”的差别。

首先,从民事立法的逻辑看,我国民法中恢复原状的涵义相对狭窄且简单,不同于绝大多数大陆法系民法。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返还财产”、“修理、重作、更换”都是恢复原状的表现形式,但我国将这些内容剥离出来,作为一类单独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以及新出台的民法总则都采取了这种立法方式,使得我国民法中恢复原状的涵义变得相当狭窄且简单化,只能意指“当所有权人的财产被非法侵害而损坏时,能够修理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加害人通过修理,恢复财产原有的状态”。由此,恢复原状费用请求权这种恢复原状的替代方式也就必然不会被肯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将修理费用的支付与“赔偿损失”的责任方式相混同。在这种“恢复原状”的立法之下,“修复生态环境”显然无法被纳入“恢复原状”的范畴。司法实践证明,由于生态环境修复的专业技术性,大多数情况下的生态环境修复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责任人仅承担相关修复费用。但是根据我国民事立法中的“恢复原状”规定,恢复原状费用请求权并非恢复原状的替代方式。如果遵循这个立法逻辑,需要将“修复生态环境”进行细分,将责任人自己修复作为“恢复原状”的一种形式,而将第三人修复、责任人支付费用作为“损害赔偿”的一种形式。这不仅对“修复生态环境”的适用明显不利,也会对民法总则的逻辑结构带来不良影响。其次,从环境法的角度看,“修复生态环境”更多适用于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不能简单等同于救济私人利益的“恢复原状”。司法实践证明,“修复生态环境”与“恢复原状”尽管从形式上看具有一定的相同性,都是要求恢复受损的客体,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本质性的:一是救济的对象不同。民法的恢复原状所救济的对象是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等,具有典型的私权特征。生态环境修复所救济的对象是环境公共利益,它是环境法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性权益,具有公共性、共享性,无法纳入民事权利的范畴。二是修复的标准不同。民法中的物可以通过修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生态系统处于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要素都不是民法意义上的“物”,因此对生态系统而言,不存在民法意义上的“恢复原状”,对其修复有其自身的标准和方法。三是救济的方式不同。恢复原状是由责任人通过修理等方式恢复原来的状态,通常是责任人亲自进行修复;而生态环境修复不仅需要公权主体、公共机构的介入,需要有区别于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衡量机制和保护机制,还需要有广泛的公众参与,这些都是民法难以顾及、不可能也不应该纳入的。正因为“修复生态环境”的救济对象、标准、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迥异于民法中物品损害的恢复,所以在立法中不能将其混同于恢复原状或者视为恢复原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修复生态环境”也不宜与“恢复原状”并列纳入现有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之中。从民事立法角度看,民法总则最终没有将“修复生态环境”纳入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之中,更为科学、合理。

最后,从中国民法体现“绿色发展”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看,民法典应为生态环境责任专门立法留下“端口”。由于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涉及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与民事侵权案件有两个显著的不同:一是涉及到个人利益和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及公共利益,具有明显的复合性;二是最重要的救济手段不是损害赔偿,以各种手段修复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才是最迫切、最主要的需求。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6月《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201612)中明确提出要树立修复为主的现代环境资源司法理念。20167月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指出,“各级法院以尽可能将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作为环境资源审判的最终目标,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促使责任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因此,必须处理好生态环境侵权可能既涉及个人的财产、生命健康保护,更涉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问题;既要在民法典中宣示绿色发展理念,明确民事主体的环境保护义务,并将可以纳入民事法律关系的环境保护制度纳入民法典,同时也要为专门环境立法留下“端口”,实现环境法与民法的沟通与协调,协同完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环境公益救济的主要责任承担方式,在专门的环境立法中加以规定,这是更加可行的制度安排。

【注释】 *吕忠梅,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兼职教授;窦海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于“泰州污染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366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环公民终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类似的案件如“昆明市环保局诉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以下称“昆明三农污染案”),被告认为通过公司的一系列污染治理措施的实施和落实,大龙潭水的水质已实现根本性好转,因此认为,法院判决要求向“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支付高额的修复费用,没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可行性方案支撑。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云高民一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昆环保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见“利海有限公司与威海市海洋渔业局船舶油污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以下称“威海渔业污染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四终字第193号民事判决书、青岛海事法院(2012)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6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01号民事裁定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陕民一终字第00039号民事判决书、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榆中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书。

比如前引,“泰州污染案”;“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以下称“德州污染案”),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德中环公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与储卫清、常州市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案”(以下称“常州污染案”),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环公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宜良县国土资源局诉某某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以下称“宜良污染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昆环保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比如“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与张某某、邝某某水污染责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01民初107号民事判决书;“中华环保联合会等诉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水污染侵权案”(以下称“贵州乌当造纸案”),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0)清环保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前引,“德州污染案”;“镇江市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协会诉唐长海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案”(以下称“镇江污染案”),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镇民公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镇江污染案”。

参见“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无锡蠡管委环境侵权案”(以下称“无锡蠡管委案”),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2)锡滨环民初字第000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李挚萍:《环境修复法律制度探析》,《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104页。

这是贵阳市清镇环保法庭的一种探索。其做法是对已经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后果的环境案件,依据诉讼请求,在作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判决的同时,制定具体的可履行的环境生态整治(修复)方案。方案内容包括:明确整治的责任主体、整治时限、整治投入、技术方案、验收标准和监督方法等。到目前为止,清镇环保法庭受理的18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几乎都采用了这种方式。参见吕忠梅等:《环境司法专门化:现状调查与制度重构》,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以下。

关于概念用词,有学者指出,较之“生态环境损害”一词,“生态损害”或“环境损害”作为表达生态或环境本身损害含义的法律术语更为科学。参见竺效:《生态损害综合预防和救济法律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本文偏重对既有法律规范和司法裁判的实证解析,因此在概念用词上采纳官方文件中的表述,即“生态环境损害”。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12月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II)(环办〔201490)

参见吕忠梅:《环境侵权的遗传与变异——论环境侵害的制度演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26页以下。

《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与此类似。其第2条第2款规定,土壤污染“是指因某种物质进入土壤,导致土壤化学、物理、生物等方面特性的改变,影响土壤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土壤环境质量恶化的现象”。

环保部《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Ⅰ版)》第2.1条界定了“环境污染损害”,这是由于1989年环境保护法、2009年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文的表述上仅限于“污染环境”行为,并未纳入生态破坏行为,因此出台于2011年的第I版方法仅定义了环境污染损害。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环境侵权解释”均未对“环境损害”、“生态环境损害”进行界定。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益,包括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支持功能等。参见蔡运龙:《自然资源学原理》,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比如前引,“宜良污染案”;“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破坏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以下称“福建绿家园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终字第2060号民事判决书;“巴林左旗林业局与巴林左旗恒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以下称“巴林矿业案”),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2014)巴民初字第4182号民事判决书;“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永春乡龙宝厂中村村民小组与维西凯龙矿业责任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以下称“维西凯龙矿业案”),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迪民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刘邦元等与陆元山等环境侵权纠纷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二中法民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前引,“无锡蠡管委案”等。

比如前引,“泰州污染案”;前引,“昆明三农污染案”;“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诉顾绍成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公益诉讼案”(以下称“连云港污染案”),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连环公民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内蒙古塞外星华章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与包头市供水总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内民二终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龚长玖等人与申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纠纷案”,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06)忠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判决书;“中华环保联合会与宜兴市江山生物制剂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环境公益诉讼案”(以下称“无锡江山生物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环公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前引,“贵州乌当造纸案”;“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诉蒋荣祥、董胜振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以下称“上海松江污染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2)松民一()初字第4022号民事判决书;“张长建等1721人与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闽民终字第349号民事判决书;“滁州市三友混凝土外加剂厂与凤阳县环境保护局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以下称“滁州三友案”),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滁民一终字第01047号民事判决书;“环保吉利分局诉光彩运输公司、郭术桃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以下称“洛阳光彩案”),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2011)吉民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书;“陈文秀等诉彬县环境保护局等土壤、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以下称“彬县污染案”),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咸中民终字第01394号民事判决书;“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人民政府诉广东天乙集团有限公司、苏国华、郭永由、江剑锋环境污染侵权案”(以下称“佛山天乙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9)南民一初字第2543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佛中法民一终字第587号民事判决书等。

比如前引,“威海渔业污染案”;“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诉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等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以下称“厦门港务污染案”),厦门海事法院(2013)厦海法事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诉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司等船舶碰撞油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以下称“天津渔港污染案”),天津海事法院(2003)津海法事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国际游乐港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汉沽区水产局海上施工致渔业资源损失赔偿纠纷案”(以下称“天津国际游乐港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津高民四终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蓬莱市登州镇西庄村委会诉长岛县海运公司海上采矿赔偿案”(以下称“蓬莱采矿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鲁经终字第196号民事判决书等。

比如“张甲等与湖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未终字第02240号民事判决书;“广西鹿寨化肥有限责任公司与冼志芬等99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柳市民终()字第864号民事判决书;前引,“德州污染案”等。

参见前引,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终字第2060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以下。

参见前引,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2)锡滨环民初字第0002号民事判决书。

6.1条规定了基线确定方法:a)利用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评估区域的历史数据,数据来源包括常规监测、专项调查、统计报表、学术研究等收集的反映人群健康、财产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等的历史数据;b)利用未受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影响的相似现场数据,即“对照区域”数据。要求“对照区域”与评估区域的人群特征、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水平等特征具有可比性;c)利用模型。若上述方法不可行,可考虑构建污染物浓度与人体健康指标、财产损害程度、生物量或生境丰度等损害评价指标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模型来确定基线。

需要注意的是,比所涉物种或栖息地的正常自然波动更小的负面变化、自然原因导致的负面变化或者由于对场所正常管理所导致的负面变化不能视为有统计学意义。如果对物种或栖息地的损害在短时间内且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动态变化会恢复至基线水平或高于基线水平的状况,也不能确认存在生态环境损害。

参见前引,“天津渔港污染案”。

参见前引,“泰州污染案”。

严重的重金属污染不仅可能造成生态破坏,还可能引发人群健康受害。环境法从保护人群健康的角度建立了环境与健康保护制度,通过健康风险评估以及多种控制措施,防止其可能产生的健康损害,而不是进行生态修复。

参见前引,“昆明三农污染案”。

参见前引,“无锡蠡管委案”。

水污染类估算比如前引,“泰州污染案”;前引,“连云港污染案”。大气污染类比如前引,“德州污染案”。

参见前引,“天津渔港污染案”。

参见前引,“佛山天乙案”。在该案审理中,法院将“4·21”污染事故与其类似的“4·4”污染事故作了对比。尽管两起事件都是向河流中倾倒污染物,但是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首先,污染事故发生的地段不同,“4·21”接近大洲河下游居民饮用水取水点,河流水速更快,需要采取更强有效的应急抢险措施。其次,污染事故发生后采取的应急抢险措施不同。“4·21”事故发生后,即将有暴雨,为防止受污染河涌漫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24小时内建储水池,因此产生比“4·4”事故更多的费用。最后,受影响范围不同。“4·4”事故发生河段附近主要为工业区和农作物种植区,而“4·21”事故河段附近则为大量居民居住点和主要为鱼塘的耕作区,后者理应采取更有效迅速的抢险措施。

参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人民政府诉上海沪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3)吴江民初字第1809号民事判决书。

比如“杨某与吴某、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绿化村民委员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锡环民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诉李华荣等环境公益诉讼纠纷案”,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09)锡法民初字第1216号民事判决书;前引,“福建绿家园案”。

比如前引,“无锡蠡管委案”。

参见袁学红:《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生态修复机制实证研究——以昆明中院的实践为视角》,《法律适用》2016年第2期,第10页。

比如前引,“镇江污染案”;前引,“常州污染案”、“德州污染案”;前引,“昆明三农污染案”;前引,“福建绿家园案”。

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湛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以下;邱聪智:《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5页。

该条使用的术语是“环境赔偿金”,这种表述并不妥当。因为“赔偿”通常用于不可修复后果的弥补,而此处所指的专门款项是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其主要目的在于对可修复生态环境损害的恢复,而不是对不可修复后果的弥补。

比如前引,“福建绿家园案”、“巴林矿业案”;前引,“常州污染案”、“德州污染案”;前引,“泰州污染案”;前引,“连云港污染案”、“无锡江山生物案”;前引,“无锡蠡管委案”;前引,“镇江污染案”、“贵州乌当造纸案”等。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环境资源审判指导》,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这种方式是否妥当,值得思考。因为通过司法判决收缴的资金归国库收入,原则上应由国库统一管理并确定支付的范围。如果归入地方财政,可能会引发新的地方保护主义。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中需要对这种方式的适用前提以及范围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比如前引,“巴林污染案”等。

比如前引,“威海渔业污染案”;前引,“天津国际游乐港案”等。

比如前引,“宜良污染案”等。

比如“江阴市环境保护局诉王文峰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3)澄环民初字第0003号民事判决书;前引,“昆明三农污染案”;前引,“滁州三友案”、“洛阳光彩案”、“彬县污染案”等。

比如前引,“维西凯龙矿业案”;“山西省河津市清涧镇任家庄村民委员会诉山西铝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晋法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龙袍街道办事处、南京市六合区龙袍街道孙赵社区村民委员会与六安市金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4)六环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前引,“厦门港务污染案”、“蓬莱采矿案”;前引,“佛山天乙案”、“上海松江污染案”等。

国家机关、基层组织提起的诉讼是否属于公益诉讼,是一个有争议并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有的观点认为这不属于公益诉讼,理由是这些机关和组织提起的诉讼仅在于挽回机关或组织本身管理费用的损失。实际上,国家机关、基层组织根据法律规定具有承担公共管理、维护相关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属于“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1条所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同时,从相关损失费用的使用上来看,都是为了恢复或弥补生态环境损害。因此,国家机关以及基层组织提起的诉讼具有公益诉讼的性质。

比如前引,“镇江污染案”;前引,“连云港污染案”等。

201110月,好一多公司扎佐基地因超标排污,被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至清镇市环保法庭。为使该企业能在今后的生产中不再污染环境,清镇市环保法庭提出了引入第三方对其进行监督的模式,由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在结案后对好一多公司污水处理运行及今后可能导致污染的问题进行监督,并由好一多公司支付相应监督费用。在第三方的监督推动下,好一多公司污染治理整治工作进展顺利,出水水质已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参见《清镇环保法庭:“第三方监督”确保案件执行力》,《人民法院报》20121117日第4版。

参见前引,“泰州污染案”。

参见前引,“连云港污染案”。

比如前引,“泰州污染案”;前引,“德州污染案”等。

参见李挚萍:《环境修复目标的法律分析》,《法学杂志》2016年第3期,第6页。

参见前引,“常州污染案”。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8页。

参见程啸、王丹:《损害赔偿的方法》,《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60页以下。

 


出处:《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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