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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的反身法路向(下)
谭冰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上传时间:201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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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规制;社会系统论;反身法
内容提要: 为应对生态危机,世界各国均围绕企业编织了庞大而细密的环境规制网络,但实践成效不够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在于传统规制模式对“命令—控制”路径依赖,忽视了法律系统认知能力的有限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独特运行逻辑。法社会学上的反身法理论承认法律认知能力的局限,强调受规制的自我规制,为突破当前环境规制的瓶颈提供了一个新路向。立足反身法框架下的理念更新和规范调整,可综合运用组织型规制、程序型规制、信息型规制、商谈型规制和授权型规制等法律策略形成半自主的社会系统,以弥补传统模式之亏空。

()商谈型规制策略

传统规制模式下的系统冲突既有来自于企业与规制者之间的沟通失灵,也包括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失灵。是以,商谈型规制策略须从企业规制者企业利益相关者两个维度展开。

1.“企业规制者维度

该维度的商谈要求淡化规制的高权色彩,注重规制者与企业的协商合意。这里可重点依托两种制度机制:环保协议。环保协议系指即规制者与企业在法律框架内就其具体环境表现达成合意,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并选择共同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审核履约情况;在企业守诺的前提下,规制者给予其税收优惠、优先政府采购等政策奖励作为回报。相对基于政府单方意志的传统规制,环保协议具有构建性强和遵从度高的优势。国外比较典型的环保协议制度有美国环境保护署优秀环境管理项目”(Project XL)补偿环境项目”(supplemental environmental project,简称SEP),前者对缔约企业豁免部分法定环境义务,以换取企业更高的环境表现承诺,后者则类似一种执法和解协议,允许环境违法企业通过实施一些与其违法行为有关的、对环境有益的非法定义务项目来换取减轻处罚。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27条、《节约能源法》第66条也对企业节约资源能源、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自愿协议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目前仅在局部领域试点,尚未成为普适的规制手段。但环保协议也面临一些法律障碍,因为它涉及增加、变通执行甚至替代立法规则,其本质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试图以私法合同取代公法命令对此,必须在职权法定与契约自治之间寻求妥适平衡:一方面,协议内容必须属于规制者裁量权的范围,并不得违反立法禁止性规定;另一方面,协议的履行不能排斥法定规制职权的适用,且不能豁免后续规制立法的新规定。环保约谈。环保约谈是为了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蔓延,规制者运用协商对话方式向企业传递警示信息,明确指出可能存在的违法情形或问题隐患,督促和引导其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环保约谈属于行政指导的一种,在我国最早运用于税收征管领域,后来逐渐推广至安全生产、价格管理、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环保约谈主要针对企业的环境守法行为,其功能优势在于,一是能够针对企业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前沟通,拿出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二是可在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发生之前提前介入;三是没有形式构成要件和职权法定的严格限制,高效灵活。

2.“企业利益相关者维度

在传统公司法理论上,企业只须对股东负责,并无吸收利益相关者意见之义务。但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企业活动的环境后果必然扩及消费者、社会公众等其他子系统的利益相关者。而无论法律向哪一方倾斜,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企业自主经营权和利益相关者环境权的价值冲突。此时,与其强调特定价值的优先序位,毋宁透过反思理性的沟通策略,在平等商谈的基础上寻求共识。然而,实践中企业经常躲在政府的后面而不愿直面公众、媒体、专家等利益相关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规制者角色的缺位。尽管商谈型规制策略强调政府直接干预的退隐,但这并不意味其在商谈过程中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发挥两方面的辅助作用:搭建商谈平台。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由于信任问题常常缺乏沟通的意愿和渠道,企业往往无视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诉求;而利益相关者则因对企业存在偏见或信息赤字而易于采取过激的抗争行为。对此,规制者作为相对中立的一方应充当斡旋角色,积极依职权召集有关环境问题的协调会议,如召集座谈会、恳谈会、论证会等,为商谈搭建组织平台。提供商谈指南。按照哈贝马斯的阐述,商谈结果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基于各方都遵循的合理论辩规则。在具体情境下,为形成有序且有效的商谈,规制者应以中间立场为商谈各方预备详尽的指导性规则,以使商谈得到合理化的组织和展开。以食品安全领域为例,美国的《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关于风险交流的战略规划》(2009)就以较为详尽的笔触列示了14个相应的风险交流策略;在环境影响评价领域,我国环保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8.1—8.3条则对问卷调查、座谈会、论证会中的公众参与规则提供了一种指引性标准。

()授权型规制策略

授权型规制策略又称私人治理(private governance),系依照权限规范在一定限度内将规制权力委托或授权给获认可的第三方主体。基于反身法的外部去中心化观念,授权型规制强调规制的多中心、多主体、多方式等特点,被学者誉为长久依赖国家对社会进程下命令式调控的亏空之补充

授权型规制策略已在环境规制中得到广泛运用,尽管远未定型化,但可根据规制内容将之归纳为以下几种典型形态:第三方检核,即由第三方机构对被规制者是否遵从规制进行审核或检查,并向规制者提供专家意见;规制者保留监督与制裁的权力。如在碳交易管理中,根据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全球变暧应对法案》、马萨诸塞州《气候保护与绿色经济法案》,控排企业需要聘请第三方检核机构审查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向政府报告合规情况,检核机构由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委员会、马萨诸塞州气候管理局等行政机关认可。第三方认证,即由企业自愿委托依法设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其是否符合某项环保标准进行评估,规制者对评估结果予以采信和承认,并允许企业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认证标志。第三方认证目前在环境标志领域颇受青睐,著名的森林引领标志(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简称FSC)、水产引领标志(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简称MSC)就是由森林引领委员会和水产引领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授权第三方审核公司来负责认证的;我国环保部发起的环保领跑者标志的遴选和发布工作也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第三方认证与第三方检核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企业超越法定要求行为的自愿性评估,而后者则是对企业是否履行法律最低要求的强制性检查。第三方治理,它在性质上类似于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履行,是指规制者责令环境表现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企业通过付费方式委托专业环境服务机构代为集约化治理,并对治理结果进行监督。第三方治理是国际上工业减排的普遍模式,我国近年来也开始逐步引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原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印发的《关于开展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工作的通知》就是以第三方治理为核心机制,具体做法是将电厂的脱硫设施交给第三方治理公司,并以脱硫电价款对达标的治理服务进行支付。2014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正式从国家政策层面对第三方治理进行了部署。第三方管制。第三方管制是指规制者建议或要求对企业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方主体在业务范围内对其环境表现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应决定。国际金融领域的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根据该原则,金融机构在向总投资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新项目和现有项目提供融资时,有责任对项目潜在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审慎评估,只为那些符合国际金融公司(IFC)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绩效标准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基于赤道原则,中国银监会先后制定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银监发〔200783)、《绿色信贷指引》(银监发〔20124),规定银行业对环境和社会表现不合规的客户,应当不予授信,从而明确了第三方银行机构对企业环境表现的金融管制义务。

授权型规制的制度逻辑是引入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力量,将原本由政府独占的规制权限分享给私人主体,呈现出强烈的再形式化特质,但这绝不意味着对形式法范式的简单复归。事实上,反身法框架下的授权型规制采取的是公私法融合的法律进路,在充分鼓励社会自我规制的前提下,将行政授权、私行政法等公法保障制度适用于私人主体,以弥补社会自我规制的不足。按照山本隆司提出的私行政法框架,授权型规制的公法保障制度至少应包括以下核心内容:认可制度。授权型规制策略以第三方机构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因而规制者要先确立一定的认可标准对其专业能力进行严格把关。如欧盟碳交易体系针对第三方核查机构的资质制定了统一的《认证与核查规制能力》指南,从全面评估监测计划”“核查特定的温室气体活动和技术”“核查相关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监测和报告”“运营商组织和质量保证的相关知识以及核查协议相关知识等六个方面对核查机构的资质提出了详尽要求。独立性确保制度。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私人规制主体存在与被规制企业结成利益同盟的道德风险,因而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规则确保其独立性。要言之,这些规则包括:A.内部分权规则。为了客观性,私人规制主体应形成分工制约的内部组织结构。如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要求被认可的第三方机构的审核团队应至少包括两个有关铅问题的审核者,并禁止审核者将任务再委托分包。B.利益回避规则。规制者应对第三方机构的利益冲突进行监督,如禁止第三方机构接受被规制企业任何形式的咨询,或投资被规制企业的经营业务。此外,为防止因长期雇用关系而产生的共谋现象,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应定期轮换。C.同行评审规则。有效的同行评审既是确保授权型规制科学性、公正性之必须,也是第三方机构公信力的基石。2016年北京校园毒跑道事件中两家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的大相径庭已从一个侧面凸显出同行评审的重要性。为此,规制者可将第三方机构作出的处理决定提交其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复查,并保留在显著分歧的情况下作出最后裁决的权力。报告与公开制度。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被授权的第三方机构应定期向规制者报告作出依据、事实以及决定过程等信息,并由规制者进行数据整合后向社会公开。政府扶持制度。第三方机构在起步阶段经常面临资金和经营上的困难。为此,规制者应给予一定的资源倾斜来防范其潜在的道德风险。政府一方面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第三方规制机构给予资金支持、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对国家鼓励发展的第三方规制项目给予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的优惠。此外,还可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将部分第三方规制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加以保障。

五、结语

本文提出反身法规制策略并非主张用其全盘替代现有的命令控制模式。而毋宁是提倡以反身法结合其他直接针对企业行为的规制模式,从而进一步丰富环境规制的法律策略,达成更为优化的规制状态。这种规制不再止步于传统模式所指向的消极遵从,而是进一步促成企业基于自我反思结构追求高于法律要求的环境表现,并寻求来自其他社会子系统对环境规制更为广泛的支持力量,从而提升环境规制的制度容量和效果上限。

同时,反身法环境规制的运用也面临若干挑战。首先,从法律演化角度,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法治建设国家并未真正经历形式法的发达与反思阶段,而更多是直接进入由政府包办社会的较为极端的实质法状态。在私人秩序和社会自治相对孱弱的土壤下,人们有理由担忧,播下反身法的龙种会否收获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跳蚤。其次,反身法规制的社会基础是企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即大中型企业的重复博弈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组织状态。相反,正处在库兹列茨曲线左端的发展中国家,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常常选择赚一票就跑环境违法游击战的短线博弈策略,这势必与反身法形成某种内在张力。最后,作为反身法核心机制的社会自我规制也存在固有弊端,如第三方规制者被待规制利益所俘获、缺乏必要的行政强制手段、涉及企业愈多时的集体行动难题等。凡此种种,皆须仰赖国家保障责任和后设规制所营造的半自主社会系统构造,这也是反身法在形式法和实质法之外选择的第三条法治道路。对此,本文虽有多处述及,但仍不够系统,有待于更深入的理论研讨和更务实的实践探索。

【注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重要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ZZD019)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王贵松教授、北京大学邓峰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秦小建副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致谢。文责自负。

参见杨维汉、余晓洁:我国三大污染治理不容乐观,载《湖北日报》201465日,第14版。

丫子:世界500强公司碳排放在升高,载《解放日报》201515日,第10版。

David Hitchens, et al.“The Impact of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uropean Industry”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2002.

()凯斯? R ?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胡爱平、乔聪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76

同上注,页341

()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49

参见张雪雨等: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的评估及应用研究,《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2年第9期,页44

参见聂爱云、何小钢: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凡:环境规制与政策组合,《改革》2012年第4期,页106

See Bernard F. Hawkins, Jr.“The New Source Review Program: Its Prevention of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and Nonattainment Analysis Programs”in Robert J. Martineau, David P. Novello eds.The Clean Air Act Handbook,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1997, p.98.

Julia Black Martyn Hopper, Christa Band, “Making a success of Principles — based regulation”1 Law and Financial Markets Review, 191(2007).

See Michael E. Porter, Claas van der Linde,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9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7101—104(1995).

参见徐祥民:环境质量目标主义:关于环境法直接规制目标的思考,《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页123

()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宋华琳、苏苗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51

参见姚伊乐、邢飞龙:难以企及的特别排放限值’”,载《中国环境报》2014618日,第5版。

Cary Coglianese, David Lazer, “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 Prescribing Private Management to Achieve Public Goals”37 Law & Society Review, 691(2003).

参见刘晓星、姚伊乐:环境监管:小马怎能拉动大车?,载《中国环境报》20141024日,第2版;佚名:《新环保法实施两个月基层部门执法能力和动力尚有欠缺》,载《天天商报》201533日,第9版。

Coglianese Lazer, supra note 15p.701.

See Dennis D. Hirsch, “Green Business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flexive Law: What Michael Porter Didn’t Say”62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1063(2010).

例如,《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26)提出: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府绩效和国有企业业绩管理,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参见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3期,页116—117

参见佚名:节能减排靠胡乱拉闸限电其实是骗,《新华每日电讯》2010910日,第3版。

参见()贡塔?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泮伟江、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5

参见()图依布纳:现代法中的实质要素和反思要素,矫波译,《北大法律评论》19992辑,页611

参见陆宇峰:“‘自创生系统论法学:一种理解现代法律的新思路,《政法论坛》2014年第4期,页155

Jean L. Cohen? Regulating Intimacy: A New Legal Paradig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53.

图依布纳,见前注,页609

()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序言,页6

图依布纳,见前注,页585—587

()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代译序,页6

同上注,页81—118

托依布纳,见前注,页280—284

杨炳霖:《回应性管制——以安全生产为例的管制法和社会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页20

See Gunther Teubner, Lindsay Farmer, Declan Murphy eds.Environmental Law and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Self-organization, John Wiley Sons, 1994p.3.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页9—10

托依布纳,见前注,页282—303

张桐锐:合作国家,载翁岳生教授祝寿论文编辑委员会编:《当代公法新论()——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页578

图依布纳,见前注,页597

杨炳霖,见前注,页20

托依布纳,见前注,页306

图依布纳,见前注,页618

托依布纳,见前注,页224

Herbert A. 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3rd edition)Macmillan, 1976p.100.

参见()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335—336

Hirsch, supra note 18, p.1113.

See Cary Coglianese, Evan Mendelson, “Meta-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in Robert Baldwin, Martin Cav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gu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64.

()奥利?洛贝尔:新新政:当代法律思想中管制的衰落与治理的兴起,成协中译,载罗豪才、毕洪海编:《行政法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页113

参见关保英:社会变迁中行政授权的法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页104—106

Gunther Teubner, “Social Order from Legislative Noise, Autopoietic Closure as a Problem for Legal Regulation”in Gunther Teubner Alberto Febbrajo eds.State, Law, and Economy as Autopoietic Systems: Regulation and Autonomy in a New Perspective, Giuffre, 1992, p.609.

Hirsch, supra note 18, p.1113.

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 MIT Press, 1990p.66.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131

参见郝爱军:论我国公司目的立法之完善,《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页119—123

其中,IS026000的核心指标包括组织治理”“人权”“劳工保障”“环境”“公平营运”“消费者议题”“社区参与和发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准则》的一级指标包括法律道德”“质量安全”“科技创新”“诚实守信”“消费者权益”“股东权益”“员工权益”“能源环境”“和谐社区责任管理“ISO 26000- Social responsibility,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iso26000.htm, last visited October 29, 2015.

Antony Page, “New Corporate Forms and Green Business”37 William & Mary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Review, 348(2012).

Ibid, at 370.

参见蒋大兴:公司社会责任如何成为有牙的老虎’——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之设计,《清华法学》2009年第4期,页32—3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http://app.finance.ifeng.com/data/stock/ggzw/601328/15596088,最后访问日期:2016511日。

事实上,我国证监会等规制机关已发布过《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多个涉及公司治理结构的行政指导和行政立法,从而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绿化预备了规范空间。

See Council Regulation 1836/93 Allowing for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by Companies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a Community Eco—Management and Audit Scheme, 1993 O.J.(L 168)1.

Eric W. Orts, Reflexive Environmental Law, 89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312(1995).

龙文滨等:环保规制与中小企业环境表现,《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6期,页25

Clean Air Act §112(R).

按照国务院减少职业资格许可的政策要求,环保部已于20151222日废止了该通知,但其对于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制度的示范意义仍然存在。

参见黎勇、彭立颖:美国国家环境表现跟踪计划,《环境保护》2002年第6期,页42—45

Coglianese Lazer, supra note 15pp.706—711.

TURA 1994§ ll(3)(a).

310 C.M.R.50.42(11).

根据国务院减少职业资格许可的政策要求,环保部已于20151222日废止了该通知,但其对于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制度的指导价值仍然存在。

(2001a)“HACCP Procedures for Juice Processing”Federal Register 666, 137—6202.

(802) C.R.C.§§14(1)&15(6).

Coglianese Lazer, supra note 15, pp.716—717.

See Howard Kunreuther. C, Patrick J. Mcnulty, and Yong Kang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Through Third Party Inspection”October Risk Analysis, 13(2011).

参见周凯:消费者更愿为有环保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买单,载《中国青年报》2014623日,第10版。

See Shameek Konar, Mark A. Cohen, “Information as Regulation: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Right to Know Laws on Toxic Emissions”32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109(1997).

吴元元: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页133

“TRI Explorer: Introduction”http://www.epa.gov/triexplorer/introduction.htm, last visited November 42015.

See Stephen M. Johnson, S. Miyagawa, and Y. Haraguchi, “Economics, Equity and the Environ- ment”31 Therapeutic Innovation & Regulatory Science, 307—309(1997).

参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72—274

吴元元: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制度之建构——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切入,《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页13

参见金自宁:作为风险规制工具的信息交流以环境行政中TRI为例,《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页385

谢庆裕:粤企违规排碳将记入征信系统,载《南方日报》2015227日,第A14版。

参见刘波:论中国环境标志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法学论坛》2005年第4期,页105

Orts, supra note 60, pp.1247—1249.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 —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 ES EN ISO 14040:2006).

See Elliot B. Staffin, Trade Barrier or Trade Boon: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beling and Its Role in the Greening of World Trade, 21 Columbia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224(1996).

J. Salzman, Environmental Labelling in OECD Countries, OECD, 1991p.20.

See Cass R. Sunstein, “Informational Regulation and Informational Standing: Akins and Beyond”147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615 n.12(1999).

See Bradford C. Mank,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s Project XL and Other Regulatory Reform Initiatives: The Need for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25 Ecology Law Quarterly, 1(1998).

参见张建宇、严厚福、秦虎编译:《美国环境执法案例精编》,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年版,页55

20034月,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省经贸委签订了自愿协议。两家企业承诺三年内节能100万吨标煤,比企业原定的目标多节能14.3万吨标煤。到20045月,山东青岛、济南已分别有1516家企业签订了节能自愿协议。参见桑燕鸿、陈新庚:环境自愿协议制度——一种新型环境管理方式,载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编:《中国环境保护优秀论文集》(2005),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941

Richard B. Stewart, “A New Gen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29 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 84(2001).

参见邢鸿飞、吉光:行政约谈刍议,《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页124

近年来,环保约谈制度的范围已经从单纯的约谈企业拓展到约谈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参见郄建荣:环保部约谈张掖市市长黄泽元等,载《法制日报》2015930日,第6版。

参见汪韬、辛闻、梁绮雅:直面邻避效应,33家垃圾焚烧企业集体开口,载《南方周末》2015430日,绿色版。

转引自()伊芙琳? T,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张其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61以下。

“FDA’S Strategic Plan for Risk Communication”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ReportsManualsForms/Reports/ucml 83683.pdf, last visited June 72016.

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页74

See Clark C. Havighurst, “Foreword: The Place of Private Accrediting Among the Instruments of Government”57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2(1994).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The Quick Guide for Operators on Preparing for Annual Verification (2008)”http://www.decc.gov.uk/en/content/cms/emissions/eu_ets/euets_phase_ii/monitoring/monitoring.aspx, last visited January 242016.

“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Greenhouse Gas Verification 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Accreditation of Verification Bodies and Verifiers (2011)”http://www.arb.gov/cc/reporting/ghgver/accreditation_oversight.pdf, last visited Dec.122015.

“Information Sheet on Verification Body Accreditation (2010)”http://www.mass.gov/dep/air/climate/ghgvba.pdf, last visited July 182015.

See Michael P. Vandenberght, “Priv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99 Cornell Law Review, 149-150(2014).

“ About The Equator Princeples”http://www.equator — principles, com/resources/equator_principles_chinese_2013.pdf, last visited July 72016.

参见()山本隆司:日本公私协力之动向与课题,刘宗德译,载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公法中心编:《全球化下之管制行政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页317—318

“Key Guidance Note II.7 on Verifier’s Competence”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monitoring/docs/kgn_7_competence_en.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112015.

这一现象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第三方检核中已不鲜见。据媒体披露,许多第三方检测机构为了盈利,不惜违背诚信、违规操作,甚至直接按照客户要求撰写报告。参见佚名:第三方检测缺乏监督作弊几乎成为潜规则,载《中国科学报》201213日,第A3版。

See Cal. Code Regs.tit.17§95131(c)(1)(2010).

如《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30条规定,控排企业不得连续三年委托同一家碳核查机构或者相同的碳核查人员进行核查。

参见杨溪:毒跑道里的第三方检测悲哀,载《北京商报》2016624日,第2版。

《民政部关于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已作出有益探索,该文件提出将第三方评估经费纳入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经费,将社会组织评估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参见李洪雷:走向衰落的自我规制,《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页54

 


出处:《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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