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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保险合同中故意犯罪条款之检讨(上)
夏晓宇
上传时间:2017/12/3
浏览次数: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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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寿保险;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条款
内容提要: 人寿保险合同中故意犯罪条款的理论基础十分薄弱,其“威慑效应、鼓励效应”亦被夸大。保险法上,由于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认定采取“损害结果对象说”,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不应等同于“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根据被保险人犯罪时的主观心理状态的差异,“故意犯罪”可区分为三种情形。当被保险人构成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适用《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免除保险人保险给付的责任。当被保险人对犯罪行为有主观上的“故意”,对死亡结果亦有所预见,但对死亡结果为抗拒时,不属于“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之情形,应认定为(重大)过失行为,符合风险的偶发性原则。从创设人寿保险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出发,在考量现代保险法理及立法变革的趋势上,应当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排除故意犯罪条款的适用。

问题的提出

        “任何人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而获有利益(No one shall be allowed to benefit from his own wrong)”的法律原源自于罗马法上一条古老的法谚1889美国的里格斯诉帕尔默一案使得该法谚首次名扬天下而后成为了各国(地区)立法及司法普遍遵守的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经过进化嬗变这一箴语在英美保险法上亦被采用最终演化为一条被保险人不得从自己的犯罪行为中得到保险补偿的公共政策我国保险法1995年颁行之初即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设立了故意犯罪条款1,沿用至今,其背后的立法精神在于:犯罪行为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重大破坏和威胁倘若被保险人因实施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死亡促发保险事故仍可受领保险给付则不仅无法惩罚制裁以及威慑犯罪反使犯罪者因其犯罪行为获得不当利益未免有鼓励犯罪之嫌再者古今中外暴力犯罪尤其是通过上弹的枪支进行的暴力犯罪都是人类最为痛恨的基于其严重的法益破坏性和危险性公共利益强烈要求阻止以及制裁这类犯罪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故意犯罪这一法律术语应如何认定以及导致一词所指代的因果关系究竟采用何种标准学界和实务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法院之间的判决也各异以致于形成裁判冲突的局面2。在此种司法混乱中一些保险公司在其制定的格式合同中趁机将被保险人的一般违法行为致死亦列为免责事由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二十三条针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其他结论性意见为依据;保险事故的发生须与被保险人实施的故意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尽管保险法司法解释()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事诉讼难以认定犯罪行为的尴尬问题对于故意犯罪的认定主体和因果关系的内涵亦作出了规定保险法在此问题上采取的一刀切的立场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一漠视了故意犯罪条款的理论薄弱性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乱象丛生其二在人寿保险合同中适用故意犯罪条款则与人寿保险制度的创设初衷和功能相背驰尤其是在现代保险法理所提出的优先保护被保险人受抚养或扶养之遗属以及优先考虑弥补受害者损失的双重立法价值取向的冲击下在人寿保险领域中适用故意犯罪条款使得未实施犯罪行为的保险关系人的合理期待利益遭受到严重损害基于此笔者在下文中从法解释学实证分析经济学比较法立法论上等多维视角对故意犯罪条款的理论基础及其实效进行再论证和考察以探讨其在人寿保险合同中适用的妥当性

从法解释学上考察:破除任何人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而获得利益之法律迷思

        ()未实施犯罪行为的保险关系人有权获得保险给付

        仅对该法律原则进行文义解释可知该原则中的指代的是实施了不法行为的人具体至故意犯罪条款意指实施了故意犯罪的被保险人不得依其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给付包括任何以其名义索赔之人(如遗产管理人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等)其隐含之意在于:故意犯罪是不法行为被保险人是不法行为的实施者保险事故的发生是被保险人故意所致若令保险人继续承担保险给付义务不法行为实施者将获有不当利益

        然而首须明确的是该原则虽可以抗辩犯罪者对于保险给付的主张但不能排除其他合法权利者享有法定或约定的合同利益尤其是在人寿保险合同中直接引入该原则将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与被保险人无犯意联络的受益人以及其他共同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利益将遭受到损害及灭失我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从合同法理上看受益权虽指定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但其本权来源于人身保险合同属受益人所固有权利并非继受于被保险人而来除非受益人本人有故意重大过失行为导致保险事故的发生抑或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外立法者首先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合同的自由原则

        其二随着各类险种的推陈出新许多诸如家庭保单多生命寿险保单等新型保险产品以及新型保险条款(如其他被保险人附加条款)得以面世3在这类人寿保险产品中一份保单可以同时为多人提供生命保障在客观上造成了多名共同被保险人的出现倘若其中的一名被保险人实施故意犯罪致死从现行法来看无疑将牵连其他共同被保险人获取保险给付的权利故此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的法律原则更侵害了无辜的其他共同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利益不合理地惩罚了无过错的权利人同时也破坏了保险法欲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初衷况且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中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即意味着被保险人身亡此时将保险给付给予受益人或者其他共同被保险人并未使得不法行为者直接获有利益而对于非犯罪者而言该事故的发生是意外的非故意的只要未发生道德风险肯认其保险给付请求权并不违背法理正如美国保险法学者约翰·F道宾教授所阐述的那样当被保险人于犯罪过程中身亡时公共政策问题的论证就直接出现了少数法院会以此种保险即使不会诱发犯罪也是在为犯罪行为排除障碍为由否定保单的执行然大多数法院认为只要保单不是为了犯罪企图而签订就应当赔付特别是当受益人不是犯罪的被保险人时

        ()应当考虑弥补受害者的损失提高其充分获赔的机率

        故意犯罪条款规范意旨本意在于除恶扬善然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致使受害者雪上加霜这是因为适用故意犯罪条款除了能够阻却不法行为者获得不当利益也间接降低了遭受实际损害的第三人(受害者)获得充分赔偿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犯罪者的保险补偿就是受害者获得赔偿的主要来源倘若剥夺了保险给付仅凭犯罪者自身的个人财产往往难以弥补受害者的全部损失导致受害者事后无法获得充足的赔偿造成其二次伤害概言之故意犯罪致死这一事故风险也隐蔽性地由保险公司转嫁给潜在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英美保险判例率先提出了优先考虑弥补受害者损失的公共政策并且随着保险业界的发展已大有超越惩罚制裁犯罪立法精神的趋势例如在著名的“Vigilant Insurance Cov.Kambly”一案中Kambly医生参保了职业责任保险他在治疗一位女病人的工作期间引诱该女病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巡回法院认为尽管他的行为可能构成故意犯罪仍有必要支持保单的执行理由就在于并不是这位被保险人(Kambly医生)获得了利益而是应当得到充分补偿的受害者获得了最终的利益在本案保护受害方更加符合公共利益4类似的观点亦存在于“Paul Fire& Marine Insurance Cov.Shernow”案中5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过度适用存在隐性弊端6

       保险法上适用任何人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而获得利益的法律原则还有另外一层含义:犯罪行为是对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重大破坏性和危险性的不法行为其不仅侵犯了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等法益更危及社会的治安与国家的长久发展故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的角度考量应当否认被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

        事实上过分地考虑衡平理由将导致标准的摇摆以及对法律安定性带来伤害英美法上一般认为任何保单如果危害公共利益对公共福利存在不良影响或者破坏良善道德(统称为违反公共政策的保单”)那么保单的这种倾向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也不应当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然而公共政策自产生之时起就因其内容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不易实施等缺点饱受学者抨击7对这一领域出现的涉及新的事实状况的案子划一条清晰的界限或者预言裁决结果并不是件易事其困难在于任何依赖于各个法院对公共福利良善道德概念的理解的法律领域看起来都像是拼凑起来的棉被特别是对某方面符合契约自由原则的不同观点公正地平衡的时候即便是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也未能对公共政策的具体类型和内容作出完全式列举更多的是将此问题留待司法解决归根结底其原因就在于公共政策的原则关于道德原则是一支尽管它们本身不变化但它们的适用则随着时间和地点而不断变化由于其极具抽象性是一种证明价值评断的概念因此必须以一个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因素及事实作为考虑该价值的内容但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质上的多义性排除了由推论演绎所汇出的可能性导致法律不再是安定的裁判层次即使是细心谨慎的法官当他有完全的勇气为评价时标准之修正可能性也会使其在判断上常陷入摇摆不定长此以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原则将逐渐沦落为一种罗生门式的法律概念更不用说在各种不确定法律概念内部之间亦可能存在冲突关系只有当拒绝强制执行的利益明显超过强制执行获得的利益时适用公共政策原则以限制合同自由方合乎法理8而这一判断的本质就在于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我们或许可以说惩罚制裁犯罪之立法目的高于为犯罪者提供保险保障但要在惩罚制裁犯罪弥补受害者损失两种立法价值取向之间作出高低区分则难以判断孰胜孰劣

        综上从法律安定性的保护利益权衡以及价值判断的角度出发保险法不能仅以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或者避免保险制度遭滥用等抽象模糊之法律概念作为保险人免除责任的基础

从法律实效上考察:故意犯罪条款之威慑效应鼓励效应理论基础薄弱

        人寿保险制度可能降低犯罪威慑力或者成为奖赏犯罪激励犯罪的诱因是适用故意犯罪条款的另一立法目的在早期的英美判例上因担忧保单执行将减少人们对于犯罪的反感对相关状况是否良好的关心法官往往支持对于死刑犯的寿险保单不予执行汽车险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保险将鼓励疏忽驾驶甚至可能危及铁路安全9尽管这些观点早已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

        然而威慑鼓励效应作为故意犯罪条款的法理基础是很薄弱的最直接的理由就是至今都没有任何客观的数据统计或者实证研究能够精确地指出威慑力在阻却犯罪中确定起到了决定作用即证明被保险人一想到可能失去保险其想要犯罪的意愿就会减弱所有支持威慑效应的观点皆是基于理论推理(theory)而非实证研究(empirical evidence)换言之没有任何数据表明:谋杀纵火等严重故意犯罪的首要威慑力来源于对其实施者的保险的不予赔付事实上同样是基于理论推理我们也可以得到截然相反的观点:当死刑都无法阻止一个人犯罪时其保险的不予执行对其犯罪意愿而言有何威慑力?“我们能说一个受骗的配偶怒火中烧喝了一两杯酒在想到保险后就会抑制自己不去攻击其他男人或女人或者说一个吸毒者因想到吸毒过量对他人的责任险有影响就不会吸食海洛因?”10在大多数情况下迫使被保险人最终放弃犯罪的决定因素可能与保险赔付毫不相关例如谋杀纵火等故意犯罪都属于重罪被保险人一旦实施则伴随着牢狱之灾甚至死刑与失去保险给付相比较刑事制裁无疑对其更具有威慑力这是其一

        其二威慑鼓励效应有意混淆了公法和私法这两种性质迥然的法律规范宗旨11我国保险法1条规定为了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笔者认为无论是出于规范监督保险活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抑或对社会经济秩序或公共利益的维护保险法的立法宗旨都是要落实到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上换言之,《保险法的首要目的是促进我国保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至于惩罚打击犯罪之目的本就属于刑事法律规范之功能若被保险人实施故意犯罪直接施以刑罚即可不必在私法领域苛加过多的社会责任退一步而言即便需要增强社会民众对于犯罪的威慑力也应当是由刑法或侦查机关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合同法或者保险法

        其三尽管针对故意犯罪条款之鼓励效应的实证研究十分匮乏但是通过合理的类推和一定的调查数据,仍然可以一窥其效。日本保险法2008年修订之际修改了日本商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一款关于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的内容将故意犯罪条款整体删除12笔者即以日本保险法的修改年份为时间轴对日本前后五年间犯罪率作出统计(见表1)从而间接验证故意犯罪条款之鼓励效应理论的可靠性

        从表1中可以看出日本在2003年至2013年间的犯罪率主要呈现为下降趋势尤其是2007年开始年犯罪率下降幅度明显增大在此趋势下即使日本于2008年修改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须承担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的风险事故亦未影响其年犯罪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事实上影响犯罪率的因素十分复杂;古今中外对于犯罪率的研究亦未间断过但直到现在都无法准确地分析出影响犯罪率的决定因素为何理赔将鼓励犯罪的见解也只是存在于学者的臆断之中

        此外在保险法史上看自杀条款是与故意犯罪条款发展路径相类似的另一项制度两者均经历了由不赔有条件的赔付的过程尽管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可比性(自杀是被保险人故意引发的保险事故故意犯罪致死在本质上属于重大过失)但其不予赔付的理由之一是相同的:理赔将鼓励自杀/犯罪换言之鼓励效应亦是被保险人自杀后保险人不予赔付的立法理由之一自杀条款于我国保险法1995年颁行之初即已存在笔者以1995年为时间轴对我国前后五年间的自杀率作出统计(见图1)以验证自杀条款之鼓励效应理论的可靠性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在1990年至2000年间的年自杀率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1993年以来年自杀率明显降低1995年颁行保险法后规定被保险人于投保两年后自杀的保险公司须承担保险责任然而根据上述数据来看,《保险法关于自杀条款的设计并未对我国年自杀率造成显著影响无法得出理赔将鼓励自杀的结论换言之学理上曾经普遍认同的臆想———“保险赔付将诱发更多的被保险人通过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自杀)以骗取保险金并不真实

       此外保险事故的发生往往源于被保险人的身故因此故意犯罪条款的鼓励效应在人寿保险合同的语境下应当作出限缩解释即将鼓励犯罪这一情形限缩解释为鼓励被保险人通过犯罪的方式终结自己生命以骗取保险金的情形而根据前述自杀条款的实证分析可知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并不会因为保险金而选择自杀在此种逻辑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到:就一般理性人而言被保险人亦不会通过犯罪的方式主动终结自己的生命以谋取保险金简言之保险赔付并不会鼓励被保险人既主动地实施犯罪又选择自杀以谋取保险金至于被保险人在犯罪过程中非故意的意外身亡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将在下文中进行探讨综上通过对鼓励效应的横向类推和纵向类推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故意犯罪条款的鼓励效应被过度夸大容易沦为保险公司虚构诈骗免除责任的套词

注释:
  1 《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 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应当区分犯罪和涉嫌犯罪,即凡是未经刑事审判程序认 定被保险人有罪的不属于故意犯罪,保险人不得免责。故而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无刑事责任能力者犯罪、尚未被判决有 罪等情形,均不能适用故意犯罪条款; 而中国保监会在其下发的《关于保险条款中有关违反犯罪行为作为除外责任含义的 批复》( 保监复[1999]168 号) 中规定,对于犯罪行为,如果当事人尚生存,则应当依据法院的判决来决定是否构成犯罪; 如 果当事人已经死亡,无法对其进行审判,则应理解为事实上明显已构成犯罪的行为。此外,即便同一案情,各级法院的裁判 结果存在差异,如在“孙昌文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判决认为: 被 保险人的行为是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判决认为: 因刑事程序没有认定被保险人的行为构 成故意犯罪,且在民事诉讼中无法认定其行为是否属于故意犯罪,遂判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再审法院判决则认为: 被保 险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故意犯罪,不能仅凭刑事生效判决来认定,而应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具体情节等主客观状态进行综合 认定,最终判决被保险人的行为构成故意犯罪,保险人免责。参见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2009) 中区民初字第 797 号民事 判决书;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渝五中法民终字第 2378 号民事判决书;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0) 渝高法民提 字第 69 号民事判决书。
  3 所谓家庭保单是指,将一个家庭的全部或部分成员都包含在一张保单的保险,以父( 或母) 为主要被保险人,享受终 身寿险,保费也往往按照他( 或她) 的年龄计算; 配偶和子女通常为定期保险。多生命寿险,则包括生存者寿险和第一生命寿 险两种,前者是指承保两名被保险人,当两名被保险人均已死亡时,保险人才给付死亡保险金的保险; 后者是指只要一名被保 险人死亡时,保险公司即给付保险金。此种保单的被保险人通常为夫妻双方,而且互为受益人,而在企业保险中,被保险人通 常为主要合伙人或主要股东。其他被保险人附加条款,往往是用来保障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的条款,包括了家庭附加条款和子 女保障附加条款: 前者是为子女和配偶同时提供保障,后者是保障子女。Black Kenneth Jr,Skipper Harold D. 人寿与健康保险 ( 第十三版) . 孙祁祥,郑伟等译 .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11 - 113.
  4 “it is not the insured who will benefit,but the innocent victim who will be provided compensation for her injuries. In this in- stance,there is great public interest in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injured party”,Vigilant Insurance Co v. Kambly[1982],319 N. W. 2d 382,385.
  5 “public policy does not prohibit indemnity for compensatory damages flowing from dentist’s intentional sexual assault of pa- tient”,Paul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v. Shernow [1992],610 A. 2d 1281,1285,1286.
  6 法律概念的功能在于规范其所存在的社会行为。立法者不仅不应忽略法律概念的规范目的,且应赋予其规范使命, 故而存在一些“带有价值”的概念或原则,如维护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等原则( 英美法上表现为公共政策) ,需由法官于个案中 斟酌一切情事、公平裁决始可确定,此称为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创设此种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法 律的运用更加灵活,顾及个案,并引进变迁中的伦理观念,坚持与时俱进,实践法律的规范功能。王泽鉴 . 民法总则( 增订新 版). 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72.
  7 最为著名的批评莫过于 Burrough 法官在“Richardson v. Mellish”一案中所提出的观点,“公共政策就像‘一匹桀骜不 驯的马’,一旦你骑上去,便不知道驶向何方,它极可能驶离良法”( Public policy is‘a very unruly horse’and once you get a- stride it you never know where it will carry you. It may lead you from sound law) 。Richardson v. Mellish[1824],2 Bing. 229,252, 130 Eng. Rep. 294,303.
  8 “The relevant principle is that a promise is unenforceable if the interest in its enforcement is outweighed in the circum- stances by a public policy harmed by enforcement of the agreement. ”,Town of Newton v. Rumery[1987],480 U. S. 386.
  9 Merchants Mutu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mpany v. Smart [1925],267 U. S. 126.
  10 “It seems to me to be slightly unrealistic to suggest that a person who is not deterred by the risks of a possible sentence of life imprisonment from using a vehicle with intent to commit grievous bodily harm would be deterred by the fear that his civil liability to his victim would not be discharged by his insurers”,Hardy v Motor Insurers’Bureau [1964],2 Q. B. 769,770.
  11 在英格兰古法中,曾有所谓的“血统败坏说( attainder and corruption of blood) ”,其认为犯有叛逆、颠覆政府等特定罪 行的人不仅触犯了刑法,同时也败坏、玷污了其祖上及后代的血统。除施以死刑外,法律更剥夺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 通过没收财产、连带惩罚后代以示惩罚。https: / / en. wikipedia. org / wiki / AttainderJHJCorruption_of_blood。
  12 《日本商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于下列情形,保险人不负支付保险金的责任: ( 1) 被保险人因自杀、决斗、犯 罪、死刑执行而死亡时; ( 2) 保险金额受领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但是,如果该人应受领保险金额之一部分时,保险人不 得免除支付其差额的责任; ( 3) 投保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2008 年修订《日本保险法》时,其第五十一条规定,死亡保险 的保险人于下列情形下不承担支付保险给付责任。但第三项所列之情形下,对于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金受领人以 外的保险金受领人所负之责任,不在此限: ( 1) 被保险人自杀的; ( 2) 投保人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 前项规定除外) ; ( 3) 保 险金受领人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 前两项规定除外) ; ( 4) 被保险人因战争等其他暴乱等原因而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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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保险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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