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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的合宪性分析 (下)
王理万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
上传时间: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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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 合宪性审查 财产权 契约自由 比例原则
内容提要: 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落入宪法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保护范围,并因其强制性与所附随的处罚措施,构成了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以风险分担为主要目标,具有平衡公共利益的功能,契合了宪法中的基本国策条款。就形式审查而言,将商业性强制保险的设定权保留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位阶之上具有合理性,使其可以充分考虑全国性重要公共利益的实现。从实质审查而言,商业性强制保险克服了“保险市场失灵问题”,且在实现该目标时选择对于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最小的方法,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因此,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具有合宪性,但这种合宪性背后的逻辑链条非常脆弱,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合宪性控制。

(三)实质性审查

   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质性审查,主要是按照比例原则检视该制度是否构成对于基本权利的过度限制。比例原则要求国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与由此得以实现的目的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平衡的、成比例的关系,不得过当、过度限制基本权利,也就是禁止过度的原则。

   1.适当性审查

   适当性审查旨在判断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所采取的手段是否妥当,能否达到分担风险与落实基本国策的目的。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为例,根据2013年保监会的统计数据,交强险共承保机动车1.47亿辆次,保费收入1259亿元,赔付成本880亿元。这说明交强险大部分保费收入用于处理交通事故的赔付,有效地分担了交通事故责任人的经济负担,给予受害者及时的赔偿。

   而与之对照的巨灾保险采取的是传统的商业保险的模式,导致了保险市场失灵的后果。由于巨灾风险的系统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点导致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运转,商业保险公司选择退出巨灾市场,从而出现有效供给不足,无法实现风险最优分配的现象。相关数据显示,国际上巨灾保险赔款一般占到灾害损失的30%-40%,而我国比例尚不到1%;在汶川地震中,直接经济损失是8451亿元,保险只赔了不到20亿元,占比不足0.2%损失与保险赔付之间的巨大差额,一部分由国家财政负担,另一部分则由受害者自行承受。由此国务院在2014年提出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商业保险为平台,以多层次风险分担为保障,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上述正反例证说明,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能够分担风险与落实基本国策,克服一般商业保险可能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也避免了由社会保障全额负担的财政困境,因而符合适当性原则的要求。然而适当性原则仅是解决手段目的的关联性问题,更多的是依赖对于制度实施效果的判断。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虽然满足了适当性原则,但是并不意味着强制保险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最佳途径,也不能说明其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就具有了正当性。

   2.必要性审查

   必要性审查是指在存在多种能够达到目的的方法时,应当选择对于公民基本权利最小限制的方法。必要性审查包括了两个层次:(1)相同有效性,即有无其他手段可以相同的适合程度,达到预设目的;(2)最小侵害性,即在确定了相同有效的措施后,应从该集合中选取对个人权利损害最小的方式。相同有效性而言,一般商业保险、公共赔偿基金和社会保障也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在这三种机制下,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并不是制度的主要目标,通过某种机制将风险在更广大的人群中分散才是这三种形式的主要目的。然而这三种模式均面临着制度困境

   一般商业保险由于其完全遵循市场规则,可能会导致逆选择:在平均风险所设定之保险费率下,低风险者不愿意投保,但却有大批高风险者投保,造成保险人财务上之沉重负担。因保险费率由市场机制确定,保险人在逆选择的困境下往往会发生惜保问题,将高风险的投保人剔除出去或者大规模提高保险费率,以此保证稳定的保险收益,而这会使得高风险的投保人面临无保可投的局面,而低风险的投保人也因高昂的保险费率而主动回避,造成恶性循环。在高风险社会中,受害人人数众多、损害赔偿金额巨大、发生领域广泛的大规模侵权时有发生,而《侵权责任法》出于保护受害人利益而确立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与举证责任倒置,使得高风险行业及其潜在受害人均缺乏足够的制度保护。这一方面增加了全社会的风险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市场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因而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

   现行的公共赔偿基金包括了《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及司法部推动试行的公证赔偿基金。因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现状使其难当应对大规模侵权之重任,赔偿基金的技术性解决方式是应对大规模侵权最有效、最可行的选择。然而目前公共赔偿基金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这不仅体现在公共基金数量稀缺(公众呼声很高的食品安全公共赔偿基金、环境污染公共赔偿基金尚未建立),也体现为目前已经设立的公共赔偿基金并未发挥明显作用。究其原因,公共赔偿基金对风险同质性的要求更为苛刻,即共同体成员对于风险有着清晰、统一的认识,并致力于通过公共基金分散风险。但是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等领域,数量庞大的企业和从业人员对此显然缺乏必要的共同体意识,反而可能滋生搭便车的心理,这些都阻碍了统一风险共同体的形成。

   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社会中基础性的风险分散制度,将由个人或家庭承担的风险,分散至由政府和社会分担。但社会保障往往仅能提供最低的生存照顾,无法达到充分救济或补偿的目标。这意味着,社会保障所能承担的分散风险的范围和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而在高风险的公益领域建立商业性强制保险诚为必要。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所体现的社会公益性,有学者将其视为准社会保险制度,认为其发挥着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

   综合以上关于商业性强制保险相关制度的分析,一般性商业性保险导致的市场失灵、公共赔偿基金要求的高度风险同质性,以及社会保障所提供救济的基础性,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在分散风险、均衡各方利益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在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下,投保人有选择保险人的自由,只对保险需方市场(投保人)强制,保险供方(保险人)市场则完全是竞争性的,学者也据此将其称之为半强制保险成熟的商业性强制保险一般采用浮动费率制,将保险费率与投保人的风险控制能力关联起来,保险人成为市场机制下的外在监督者。这些市场化措施也稀释了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的强制性,缓和了其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因而,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在分散公共风险、实现公共利益的诸多方法之中,可以有效达到预设目的,且在制度设计上也注意限制其侵害性,因而符合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3.狭义比例原则审查

   狭义比例原则的审查着眼于考察此手段实现的目标价值是否过分高于因实现此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对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损害价值。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带来的公共利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对受害人的及时救助,特别是在个人经济赔偿能力有限、而法人也在现代公司制度下承担有限责任的背景下,高风险事业或大规模侵权的受害人无法得到迅速与充分的救济,而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问题;(2)分担投保人的潜在风险,由国家以立法形式强制促成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达成保险契约,并在投保人之间形成风险共同体,这些措施使得损失在风险共同体内部得到分担,有利于促进行业的长远发展;(3)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商业性强制保险形成了对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外部监督,保护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由此群众的安全得到保障,社会公共秩序即能获得维系,展现出政府善尽对社会的管理职能。此外,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也符合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利益原则、损失补偿原则和近因原则,其尚未构成对公民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过度限制。

   在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的理想模式之下,受害人、投保人和公共利益均可得到妥善保护,显示了国家对于公共利益的理性规划能力。但在商业性强制保险的实际运作中可能出现诸多弊端。比如,在1999年到2010年间铁路人身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的保费高达168.75亿元,然而铁路人身伤害的赔偿却一直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准,并且保费流向缺乏透明度。交强险也曾被媒体指责存在暴利随意涨价的现象,引发了公众对强制保险背后政府权力和市场逻辑的双重质疑。因而在现实运作过程中,为了使强制保险对于基本权利的侵害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应当注重维持低廉的保险费率,一方面是由于强制投保使投保人数增加,使保险费率趋于降低;另一方面,作为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业保险,保险费应当尽量维持较低门槛,使得一般公众均有能力投保。此外,强制保险的设立应当经过审慎、充分的公众讨论和专家论证,在运行过程中将保费收取标准和使用信息主动公开,并面向受害者建立更加便捷的求偿途径。

   五、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的合宪性控制

   综上所述,现有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通过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审查,具有合宪性。但是,这种合宪性背后的逻辑链条是非常脆弱的。目前商业性强制保险的急剧扩张态势随时可能打破其合宪性状态,因而有必要对其设立和运作进行常态性的合宪性检讨和控制。第一,设置商业性强制保险需要满足形式和实质的合宪性考量:(1)在形式方面,设立权限应保持在法律与行政法规层面,使其超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充分考虑全国性重要公共利益的实现和基本国策的落实;(2)在设立商业性强制保险之前,需要对其社会公益性进行评估,只有体现相当的社会公益性、且通过市场调节无法达到政策目的时,才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强制性保险;(3)设立过程应该公开透明,通过政治过程的民主正当性检验,充分体现公众参与的要求,特别是保险费率的厘定和调整应当设立听证程序和公示程序;(4)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应经过充分的论证,在确定责任风险最大的活动或行业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与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可以对存在着重大责任风险的行业和企业进行试点,并据此确定发展强制责任保险险种的步骤,有的放矢地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险种范围和覆盖面;(5)现有的商业性强制保险应进行定期检讨,对于保险市场已经发育成熟、或者已经过时的强制保险应及时废除,比如拖拉机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已经丧失了实际意义,应尽快予以废止。第二,应当尽量稀释其强制性、增加其商业性,明确其与一般商业保险的界限:(1)鼓励使用非强制性的互助保险、公共赔偿基金等方式,避免强制保险的滥用,比如目前运行较好的船东互助保险组织核保险共同体均是基于协商自愿基础上的风险分担,这些形式更加符合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2)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下保险机构之间的有限竞争,有利于强制保险的供方市场提供更为优质的保险服务,减少政府的干预程度;(3)在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运作过程中,保险机构根据对投保人的风险评估,制定差别与弹性费率标准,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4)商业性强制保险应以基础保障为主,更高程度的保障水准应留诸一般商业保险予以承担,不应模糊二者的边界;(5)商业性强制保险的罚则设计,应主要强化保险机构的责任,促使其通过强制承保和低廉费率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第三,政府在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的日常运作中具有特殊责任,以促成商业性强制保险可以达到立法目的、契合宪法中的国策条款:(1)国家财政应当对强制性商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包括税收减免、价格补贴等措施,对于强制保险的保费收入减免税收,对于重大自然灾害强制保险提供政府补贴,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对于大规模侵权事件进行联合承保;(2)加强对于受害者的保护,畅通直接求偿渠道,特别是保障大规模侵权发生后受害者通过司法诉讼获得经济赔偿的权利、以及建立与强制保险相配套的公益诉讼制度;(3)在发生大规模侵权事件时,受害人对于从事特定事业的企业或雇主参保强制保险具有信赖利益,即便是后者违法未参保强制保险、或者强制保险不能实现有效赔偿,此时政府应积极承担责任,以保证强制保险的公信力。

   现代宪法体制下的社会权扩张已经成为重要趋势,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可以视为此种趋势的产物。国家以强势地位介入商业保险,以公共利益为名进行规划与调整,立法思想也由权利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契约自由开始受到一定限制,所有权绝对原则不断被修正,无过失责任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弱者权利保护不断强化。然而国家对于基本权利的介入和扩张应遵循必要的规范和界限,特别是社会权利和政策不能侵蚀基本权利的内核,公共利益的维护也不能无节制的挤压公民的自由权,因而以宪法审查的方式对其进行检讨、并据此做出立法方向的调整是保证其合宪性的最佳路径。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9971期。

   2.曾祥生、周珺:商业性强制保险初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邹志洪、曹顺明:论我国强制保险立法的完善,《保险研究》2007年第9期。

   4.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法学家》2011年第2期。

   5.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

   *本文曾获许崇德宪法学发展基金第四届学术征文二等奖,感谢高凌云教授、田伟博士、叶强博士对本文修订完善的指教,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

   参见陈孝平:大法官解释与全民健保——以大法官会议与立法院两种合法性差异的位能产生制度改进的动能’”,载汤德宗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四辑),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2005年版,第75-76页。

   Lyman Brownfield, "Compulsory Liability Insurance for Commercial Motor Vehicle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3, No.4 (1936), pp. 571-578.

   参见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49页。

   []弗雷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Michael Faure and Roger Van den Bergh, "Compulsory Insurance for Professional Liability”,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Vol.14, No.53 (1989), pp. 308-330.

   这些中国早期的强制保险制度均是在1951424日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制定公布,但是各个制度延续期间则差异颇大:财产、船舶、铁路车辆的强制保险在195875日即被国务院明令废止;飞机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在1989220被国务院废止;轮船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在2001106日被国务院废止;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则在饱受争议和质疑后,于2012119日被国务院正式废止。

   此处的分类方式,参考了德国关于强制保险的分类。参见杨华柏:完善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思考,《保险研究》2006年第10期,第77-79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4年第1号,第144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2年第6号,第783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4]20号,2014429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12]147号,2012821日。

   中国地震局发展与财务司:《国家十二五防震减灾规划体系规划编制大纲》,20094月。

   参见刘楠楠、马妍妍:国内水路客运强制保险可行性分析,《中国水运》2011年第4期,第36-37页。

   参见郭丽军:我国应建立核风险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经济》2011年第4期,第70-71页。

   参见孙宏涛:董事责任强制保险之强制性与合宪性,《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60-64页。

   参见范立荔:医疗责任强制保险探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48-53页。

   乔晓阳: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8年第7号,第665页。

   参见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997年第1期,第54页。

   参见陈俊元:中国大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之评析,《立法院院闻》2006年第11期,第48-74页。

   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v. Sebelius. 567 U.S. __ (2012).

   Robert W. Bennett, "Mere Rationality in Constitutional Law: Judicial Review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67, No. 5 (1979), pp. 1049-1103.

   吴全峰:美国健康保险强制纳保制度之合宪性——简析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v. Sebelius判决,《宪政时代》2012年第2期,第139页。

   蔡维音:财产权之保护内涵与释义学结构,《成大法学》2006年第11期,第31-74页。

   曾祥生、周珺:商业性强制保险初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555页。

   林来梵: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第55页。

   BVerfGE 6, 32 – Elfes. 中文资料参见张翔:艾尔弗斯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一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参见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法学家》2011年第2期,第155页。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15页。

   对德国宪法学中财产权保护范围的系统梳理,可参见张翔:个人所得税作为财产权限制,《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63-65页。

   参见刘连泰:宪法上征收规范的效力是否及于征税,《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第120页。

   Pieroth/Schlink/Kingreen/Poscher, Grundrechte, 31. Aufl. 2015, Rn.1008.

   Dreier, in: H. Dreier (Hrsg.), Grundgesetz-Kommentar, Band I, 3. Aufl. 2013, Art.2 I Rn. 35.

   Starck, in : v. Mangoldt/Klein/Starck(Hrsg.), GG-Kommentar, Band I, 6. Aufl. 2010, Art. 2 Abs. 1 Rn. 137.

   Höfling, Vertragsfreiheit. Eine grundrechtsdogmatische Studie, 1991, S. 14 ff.

   参见吴运来:契约自由的复兴及原因,《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182-192页。

   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释字第576号解释文。

   林来梵、翟国强:论基本权利的竞合,《法学家》2006年第5期,第62页。

   参见注18。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德国宪法学界提出了事实损害的理论,认可了通过间接方式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参见陈征:论行政法律行为对基本权利的事实损害——基于德国法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第174-181页。

   参见路雅:关于交强险市场化尝试的几点思考,载罗忠敏等主编:《中国保险业竞争力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6页。

   参见邹志洪、曹顺明:论我国强制保险立法的完善,《保险研究》2007年第9期,第68-71页。

   参见贾玉平、吕中行: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强制缔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12-117页。

   郭明政:社会法治国的司法建构——第六届大法官会议有关社会安全法制解释之分析,《宪政时代》20072期,第187-220页。

   参见[]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4页。

   张慰:“‘重要性理论之梳理与批判——基于德国公法学理论的检视,《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8页。

   黄舒芃:法律保留原则在德国法秩序下的意涵与特征,《中原财经法学》2004年第13期,第21页。

   参见田伟:唐慧因上访被劳动教养案——人身自由与法律保留,载胡锦光主编:《2013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8页。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4年第16号,第25页。

   杨登峰:行政法定原则及其法定范围,《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93页。

   张丽娜:南海石油开发中的海上强制保险机制,《法学杂志》2010年第1期,第27页。

   参见王世其:购房按揭强制保险若干问题分析,《法学》2003年第4期,第116-120页。

   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149页。

   See C.F. Trenerry, 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Insurance: Including the Contract of Bottomry, London: P. S. King & SON, LTD., 1926, p107.

   参见傅蔚冈:合规行为的赔偿机制——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交大法学》2011年第2期,第21页。

   环境保护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13]10号,2013121日。

   任喜荣:“‘社会宪法及其制度性保障功能,《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第8页。

   参见庹国柱:浅议强制或政策性保险的不盈不亏原则,《中国保险》2007年第4期,第57页。

   何小伟:巨灾保险应该强制参保吗?——基于强制保险的发展逻辑,《保险研究》2011年第6期,第65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1993314日。

   参见杨登杰: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兼与美国多元审查基准比较,《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第370页。

   《中国保监会关于2013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情况的公告》,20141024日。

   张庆洪、葛良骥、凌春海:巨灾保险市场失灵原因及巨灾的公共管理模式分析,《保险研究》2008年第5期,第13页。

   周慧:地震来袭巨灾险亟待铺开,载《广州日报》201486日。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2014810日。

   参见汤德宗:违宪审查基准体系建构初探——‘阶层式比例原则构想,载廖福特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六辑),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筹备处2009年版,第18-19页;郑春燕:必要性原则内涵之重构,《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第117-123页。

   同注53

   谢启瑞:《健康经济学》,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21-223页。

   参见李啸川:论我国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73页。

   李建华、管洪博: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适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17页。

   周海珍、陈秉正:强制保险能否提高保险市场效率分析,《保险研究》2009年第4期,第19页。

   张新宝: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思路,《中国法律》2011年第4期,第8页。

   李寿双、郭文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制度研究,《保险研究》2005年第8期,第70-73页。

   王琬:关于强制保险商业化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第30页。

   参见曲哲涵:专家论战交强险费率浮动,载《人民日报》2007626日。

   范剑虹:欧盟与德国的比例原则——内涵、渊源、适用与在中国的借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99页。

   谢绍芬:强制责任保险之潜能——从风险全球化的角度,《保险大道》2014年第64期,第53页。

   参见孙小林:“12168亿铁路客运保费去向何方?,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1728日。

   参见李松涛:铁路自我保险巨额资金如何运转,载《中国青年报》2011729日。

   参见刘英团:交强险不能找个理由就涨价,载《证券时报》2011126日。

   参见于敏:海峡两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从国际趋势和受害人保护看两岸措施统合之必要,《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第107-120页。

   胡海滨:逐步扩大强制保险范围的必要性探讨,《保险研究》2007年第3期,第23-25页。

   参见宋天林:我看拖拉机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国农机监理》2007年第7期,第30-31页。

   同注40

 


出处:《法学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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