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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论视角下信托登记的法律效力(下)
徐刚
上传时间:2017/12/25
浏览次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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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信托登记 法律效力 登记生效 登记对抗利益平衡
内容提要: 信托登记的法律效力问题在理论与实务中争议均较大,信托登记的两重性为其提供了较好的法理解读依据。信托登记效力模式是其核心内容,其在大陆法系背景下涉及的信托相关法律行为的效力、信托内外部法律关系的利益平衡规则也均与信托登记法律效力问题密切相关。我国《信托法》第10条确立了我国信托登记生效主义的效力模式。出于维护法秩序的目的,对其进行教义学上的分析十分必要,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科学的信托登记法律效力制度的思路则是长久之计。

2.信托登记与信托委托人债权人的撤销权

大陆法系信托法上对委托人债权人的保护的重要手段撤销权制度,即为了防止委托人通过设立信托的方式逃避债务,损害委托人的债权人的利益,赋予其在一定条件下撤销委托人所设立之信托的权利。60各国立法一般均规定该撤销权的行使要件,如委托人设立信托的行为损害其债权人债权、委托人的主观意图等。在笔者第一部分所举案例中,在情形一,如委托人甲为了逃避对债权人的债务,与知情的受托人乙设立信托,并办理了信托登记,此时各国立法一般均认可甲的债权人有撤销权,其利益应被保护,信托登记所赋予的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无法对抗信托委托人债权人的利益。此为委托人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典型情形。然而,后果并不总是如此清晰,结合信托登记的法律效力,信托委托人债权人的撤销权在以下两种情形中,行使条件及行使效果应予探讨:

第一,上述案例中,如受托人乙为善意,且办理了信托登记,信托受益人丙对此不知情,如根据大陆法系信托法一般规定,委托人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而不受受托人是否善意的影响。对此,有学者认为该规则突破了大陆法系民法上对债权人撤销权条件的通行规则,即有偿行为中,受让人应为恶意,而无偿行为中则不以此为要件。61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于受托人设立信托的行为为无偿行为,受托人并未支出对价。而无偿行为中受让人的主观善意与否不影响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因此,信托法上对于委托人撤销权的规则与民法上债权人撤销权一般规则的精神一致。此时,虽信托登记赋予信托关系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但不包括对抗并未进行交易的委托人债权人,后者利益仍应获得保护。另一方面,如严格贯彻撤销权的效力,则信托行为无效,受益人所获得利益应予返还。这对受益人利益影响较大,且对善意受益人也较为不公。基于此,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规定,信托委托人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在信托撤销之前取得的信托利益,这是信托法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对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效果作出的调整。

第二,在上述案例中,如未办理信托登记,且委托人甲的债权人尚不满足行使撤销权的要件,则其是否可以行使撤销权或采取其他措施追及至信托财产实现债权?这其实是信托登记对委托人债权人的撤销权是否构成影响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信托财产因为信托登记等公示方式而获得独立性,如应登记的财产未进行信托登记,并不产生独立性,从而无法阻断委托人债权人的追及。因此上述问题可转化为:未进行信托登记时,信托是否仍具有独立性?对此,多数学者认为未进行信托登记不影响信托财产独立性,其仍具备对抗效力。62笔者也赞同,上述情况下信托已设立,即使未进行信托登记,信托财产仍具有独立性,而独立性即赋予信托财产闭锁效应,63阻断委托人债权人的追及。只要委托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不具备,其自然不可追及信托财产而行使债权,无论是否办理了信托登记。信托登记对抗主义下,信托登记仅是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对抗第三人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这显然与此处所述的案情并不相关。

在信托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下,未办理信托登记则信托不生效,自不产生信托财产闭锁效应问题,也无法依信托法上撤销权规则处理,需按照民法上债权人撤销权规则处理,而这对于善意受益人在撤销之前取得的利益处理等信托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处理缺乏细化规则。

3.信托登记与信托受托人责任承担

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而与第三人进行交易,如造成第三人损失,则受托人承担何种程度的责任一直是信托法上争论较大的问题。首先,受托人如存在信托管理过错,则应以固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一般均无异议。64此处主要讨论的情况是受托人不存在过错或管理不当。对此,英美法国家的处理原则是:以信托受托人承担无限责任为原则,承担有限责任为补充。65而大陆法系国家在信托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的处理原则相反:以信托受托人承担有限责任为原则,承担无限责任为补充。笔者认为,两大法系的不同处理原则均有其法律传统方面的原因,各具有合理性。但具体到笔者讨论的主题,针对法定登记的信托财产,如已进行信托登记,则推定交易第三人已知或应知其交易对手方是信托财产的管理人,其交易的财产为信托财产,此时应由信托财产承担责任,而受托人不应以固有财产承担责任。因为信托受托人并无不当的管理信托行为,其利益不因正常的管理行为而受损,而交易相对人的利益损失由信托财产进行补偿也符合其预期。反之,如信托财产未办理信托登记且交易的第三人善意不知情,从第三人的视角看,无法分辨交易对手究竟是以信托受托人身份,还是以个人身份进行交易,而且受托人对于未办理信托登记也存在一定的可归责性,因此受托人应承担一定的个人责任。但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本身并无过错,处理结果不应过分不利于其利益,综合衡量以上因素,应由受托人以信托财产或其固有财产承担责任,受托人以固有财产承担责任后可取得对信托财产的追偿权。当然,如果交易第三人并非善意,即虽然未进行信托登记,但第三人明知受托人是作为信托财产的管理人进行交易,则应由信托财产承担对第三人的责任,受托人免责。66

在信托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下,如已办理信托登记,应由信托财产承担责任;如未办理信托登记,信托不生效,应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承担责任,而由于受托人并未取得对信托财产管理处分的权利,是否能就其承担责任对委托人追偿则存有疑义。这种情况下,利益平衡的结果与各方的预期均不符。

4.信托登记与信托受益人的撤销权

信托受益人撤销权是指,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对于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为保护信托财产及受益人,赋予信托受益人撤销该处分行为的权利。受益人撤销权的行使不应使不知信托存在的第三人遭受不测之损害,因此,受益人的撤销权与作为信托公示手段的信托登记紧密相关。围绕笔者讨论的主题是:信托登记对抗效力模式下,法定登记财产如已办理信托登记,信托登记所产生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已经产生,第三人可从登记簿中了解信托财产的具体情况,此时如第三人仍选择与违背信托目的的受托人进行交易,应推定其为恶意,受益人撤销权将及于该第三人。67相反,如未办理信托登记,且无证据证明第三人知悉交易财产的信托财产性质,则应推定第三人并不知晓交易的财产为信托财产,信托受益人的撤销权不能对抗第三人,这种情况下交易安全的价值应优先受到保护。68该情况中,如与受托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不知受托人的处分违反信托目的,则无交易安全保护之必要,仍应赋予受益人撤销权。69这也与上文所述未进行信托登记并不影响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观点相呼应。

在信托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下,未办理信托登记则信托不生效,信托受益人无从享有撤销权,自无法根据不同情形在信托当事人间进行利益平衡。

信托登记的法律效力最终体现在信托法律关系的利益平衡机制上,这实际上是对信托财产独立性与交易安全之平衡。笔者认为在信托内外部法律关系中两种信托登记效力模式之下平衡的效果存在较大不同,信托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下,法律关系缺乏稳定性,缺乏对各方利益的适当平衡,其结果也不符合信托本旨与公平原则。而信托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各方的利益安排和处理更为合理而富有弹性,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利益平衡机制。

五、《信托法》第10条的法教义学分析及展望

()《信托法》第10条的教义学解释

我国《信托法》第10条确立了信托登记的登记生效主义效力模式。除此条规定外,并无其他配套规则,信托登记的体系化制度规范并未真正建立。  

事实上,我国《信托法(草案)(20004月稿)曾采行登记对抗主义。70但后来正式颁布实施的《信托法》又改采登记生效主义,其目的在于督促委托人和受托人及时办理信托登记,确保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对受托人履行职责也有监督和促进作用。71此外,这种信托登记效力模式还有我国法律传统上的深层次原因。即我国民法上一般要求不动产物权变动须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为求统一,信托登记也采取登记生效主义。72然而,这种出于法律协调的考虑显然过于简单化。如前文所述,信托的设立不等同于物权转移,信托登记也不仅仅是物权公示。

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司法实践,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均应立足于制定法。73对一项制定法规则,我们应首先通过解释等方法确定其具体内涵及其法律效果,在此基础上再判断规则本身的合理性,进而指出改进的方向。基于上述思路,笔者对《信托法》第10条作出如下的教义学解释:

首先,本条首次提出了信托登记这一概念,但未进行详细界定,尤其未界定其与物权登记的关系。根据本文所述信托登记的两重性,笔者认为我国《信托法》第10条所规定的信托登记应与物权登记区分,是在物权登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公示,表征信托关系及信托财产独立性的登记,可与物权登记在同一程序中进行。74

其次,本条确立了我国信托登记生效主义的效力模式。对于法定登记财产设立信托的情形,如未经信托登记,则该信托不产生效力,那么,信托契约是否生效?部分学者认为,在我国信托法的语境下,信托登记应是信托契约的生效条件,不办理信托登记,信托契约也不生效力。还有学者将信托等同于信托契约,则信托登记必然也是信托契约的生效要件。笔者主张对《信托法》第10条中的该信托不生效力中的信托采限缩解释,将其含义仅限于信托行为,而不包含信托契约。如未办理信托登记,则信托行为不生效、信托关系未有效设立,但不影响信托契约生效。

再次,如尚未办理信托登记,受托人已对信托财产进行了一定的管理处分,应如何处理?在信托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下,未办理信托登记,信托不生效,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无管理处分权限,受益人也无权利收取信托财产所生利益。由于信托对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一旦受托人与第三人就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此时的法律关系必须依赖其他民法规则,如无权处分、物权返还请求权等进行处理。

最后,本条未规定信托登记义务的主体,以及不履行登记义务造成损失时应承担的责任。从比较法上的考察,各国通常规定信托登记应由委托人与受托人共同申请。75这符合登记的管理方式,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我国的《信托法》第10条所规定的信托登记的登记义务人应为信托委托人与受托人。由此,无论委托人还是受托人均有可能不配合进行信托登记从而导致信托不生效。对于负有登记义务之主体违反登记义务而造成信托未能有效设立的,应该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还是缔约过失责任呢?我国有学者认为,由于未办理信托登记,信托契约不生效,受损害方无法依据信托契约请求登记义务人履行登记义务,只能求助于缔约过失责任。然而,如上文所述,未进行信托登记并不影响信托契约的生效。登记义务人怠于登记的不利后果不应由受损害方承担。依据信托契约享有登记请求权的当事人可依该契约行使登记请求权,如果一方违反契约,他方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信托登记法律效力的制度构建的建议

以上是从法教义学角度就《信托法》第10条的信托登记法律效力进行的解释论分析。然而,我国信托登记法律效力的规定既不合理又不完善的现状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识。构建清晰科学的信托登记法律效力规范是我国未来信托法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拟对此提出方向性建议:

第一,在信托登记效力模式方面,我国应改登记要件主义为登记对抗主义,即通过立法规定,信托登记并非设立信托的生效要件,未履行信托登记的法律效力为不得对抗第三人。76不同的法律规则下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效果也不相同。77信托登记对抗主义与我国传统的物权变动登记要件主义并不矛盾。信托登记对抗主义能充分尊重信托主体的自由意志,减少国家公权力不必要的干预,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及实现信托的价值目标,兼顾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静态利益与动态利益。信托登记对抗主义是继受信托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取的原则,是当今国际立法趋势。78因此,应对我国信托登记效力模式进行修正。

第二,对信托相关法律行为准确区分,并明确定位信托登记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来说,应区分信托契约与信托行为。前者应为诺成行为,后者应为要物行为。信托登记对前者效力并不影响,对后者效力会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即是信托登记效力模式的内容。至于信托行为中所蕴含的信托财产由委托人向受托人的物权变动,应明确信托登记并不对不动产信托中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产生影响,不动产的物权变动遵循我国固有的物权变动模式。

第三,在采用信托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信托关系人的利益平衡更加精细而动态化。对于其中较为复杂而立法上难以决断的问题,应由司法实践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解决。在此基础上,信托法学说应就典型案例总结和分析,归纳其裁判理由和类型,使今后的法律适用得到较为明确的指引,实现法律的确定性。

注释:
  〔61〕参见前引〔7〕,赖源河、王志诚书,第39—40页。
  〔62〕参见詹森林:《信托之基本问题——最高法院判决与信托法规定之比较分析》,《律师通讯》1999年第9期;王志诚:《信托:私法体系上之水上浮油?(下)》,《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3年第47期;前引〔5〕,谢哲胜书,第121页;黄国精:《信托论著集粹》(新增订第5版),台湾大伟书局1996年版,第128页;前引〔9〕,方嘉麟书,第253—254页。
  〔63〕参见前引〔6〕,董慧凝书,第91页。
  〔64〕参见前引〔11〕,李智仁、张大伟书,第118页。
  〔65SeeMaurizioLupoi,Trusts:AComparativestudy,translatedbySimonDix,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0,p.229.
  〔66〕参见胡旭鹏:《信托财产独立性与交易安全平衡论——以信托外部法律关系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152页。
  〔67〕See AH Angelo and Ashleigh Allan, Common Law Equity In A Civil Law Country, (2013) 44 VUWLR, p.436.
  〔68〕参见前引〔42〕,[日]能见善久书,赵廉慧译,第154—156页;前引〔11〕,李智仁、张大伟书,第140—141页;See Maurizio Lupoi, Trusts: A Comparative study,translated by Simon Di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79.
  〔69〕参见前引〔9〕,方嘉麟书,第202页、第225—226页。
  〔70〕参见朱少平、葛毅:《中国信托法起草资料汇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71〕参见张淳:《〈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创造性规定及其评析》,《法律科学》2002 年第2期。
  〔72〕参见徐来:《论信托公示与交易安全保护》,《金融与经济》2008年1月刊。
  〔73〕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74〕参见前引〔9〕,周小明书,第153—154页。
  〔75〕参见前引〔4〕,刘贵生文。
  〔76〕参见前引〔6〕,董慧凝书,第144页、第152—157页。
  〔77〕参见马长山、马靖云:《“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使命与渐进路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78〕参见邹颐湘:《从中日信托立法差异的比较看我国信托法的不足》,《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出处:《东方法学》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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