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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族信托的法制困境与破解对策(上)
武 晋
上传时间:2017/12/26
浏览次数: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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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家族信托;家族财富管理;民事信托;信托法;信托登记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家族信托成为许多高净值人士青睐的财产处分方式。相较于一般信托,家族信托更加突出地体现了信托制度的本源价值,即信任、托付以及对财产的有效利用。但目前国内普遍存在把家族信托当作一种投资型信托产品的认知偏差,家族信托在运营中也面临着法制困境,具体表现为家族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明确,家族信托登记制度有待完善,缺乏配套的税收制度支持。为推进我国家族信托业务有序发展,建议在《信托法》中明确和强化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规范,对受托人引入审慎投资者规则、信托事务处理义务、忠实义务和公平义务,并将义务内涵明确化和具体化;完善《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实现家族信托私密性和交易安全的价值平衡,并针对家族信托的一些特殊问题细化登记规则;根据信托导管理论和信托实体理论确定家族信托的课税原则和课税主体,建立分类规范的家族信托税收制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较快发展并创造出庞大的社会财富,催生了一批高净值和超高净值人群。根据2016胡润百富《千万富豪财富报告》,截至20165月末,中国大陆地区总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134万,总资产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人群人数约8.9万。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进步,以继承为代表的传统财富传承方式已不能满足高净值或超高净值人群的现实需求。只有构建一种家庭生活领域的财产信托制度,才能集中分散的民间财富,实现有效财富管理,避免资本分散和浪费”(江平,2005)

家族信托是委托人以家族成员或非家族成员为主要受益人,并将一定财产转移至受托人,受托人依据信托文件与信托目的对相应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实现家族财富传承延续的信托类型。截至2015年末,中国大陆地区有21家信托机构,并有14家商业银行开展了家族信托业务,家族信托规模约为441.8亿元1。预计到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家族信托规模可达6275.5亿元。

家族信托在英美等国已有数百年发展历史,诸多名门望族均采用家族信托使家族财富得以传承延续,家族事业得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我国,家族信托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大众对家族信托的认知仍存在较大偏差,家族信托法律制度尚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这一方面导致部分信托业务机构和目标客户群体对家族信托长期保持观望态度,抑制了行业发展与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容易引发具体业务操作上的混乱与无序,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家族信托的制度溯源和核心价值

目前,对家族信托的多数认知是将其作为一种全新的投资型信托产品。受此影响,相关研究通常过于关注家族信托的新颖性或局部功能,而忽视其内在的法律制度关联与实质精神。此外,将家族信托与信托制度的原始发展进行割裂,致使家族信托与投资类商事信托的界限模糊,从而造成业务实践混乱与产品形态的扭曲。以往文献大多数并未直面上述问题,也没有将相关问题扩展至家族信托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方面。对家族信托进行准确定位,有助于使家族信托成为激发民事信托发展的主导力量,既保持家族信托和一般信托的内在联系,又不使其丧失特殊性,既保持家族信托和一般信托的外在联系,又能在业务实践中保持界限分明。

现代信托制度的起源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用益制度,中世纪时期英国的用益制度是现代信托关系的雏形;二是双重所有权结构制度,它是英美信托法律制度的精髓。进入14世纪后,英国基于土地问题而产生的用益制度开始运用于家庭继承领域,这不仅是现代信托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跨越,更能从中看到家族信托发展的本源所在。随着1535年《用益规范法》(The statute of Uses)1540年《遗嘱法典》(The statute ofWills)的相继颁布,用益制度和个人财产继承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机器大工业下的经济组织形式进一步促使个人财富的保有由家庭转变为家族。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最初用于解决土地继承问题的用益制度,在现代信托制度框架下逐步进化出更为高级的业务形态——家族信托。家庭信托早期主要用于家庭财产安排,而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则体现在家族财富和事业传承(李有星和杨得兵)。与证券投资类信托相比,家族信托更加突出地体现了信托制度的本源价值,即信任、托付以及对财产的有效利用。

家族信托的主要内容包括财产管理和事务管理(魏拴成和宋瑞敏,2016),但在国内的实践中,由于对家族信托的认知与定位存在偏差,大多数家族信托产品过度偏重财产管理。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的家族信托产品以现金管理为主,离真正意义上的家族信托还有较大距离(王莹,2017)。为快速抢占家族信托市场,部分信托机构设计出一些异化的信托产品,甚至背离家族信托的基本特征或构造。例如,某信托公司曾推出标准化家族信托产品,其初衷是降低未参加产品设计的客户经理在业务营销中遇到的困难。但笔者认为,这种缺少定制性和高度专业化特质的信托产品是否属于家族信托产品值得商榷。相较于注重短期投资收益的商事信托,家族信托更注重信托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维持,主要体现在信托期限的长期性和抚养教育功能。这不仅需要家族信托产品在设计上对财产管理和事务管理进行均衡配置,也对家族信托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了扭转家族信托业务和产品异化的态势,我国家族信托应该回归信任与托付本源,贯彻民事信托发展的基础价值。家族信托法律制度的构建应立足于一般信托法理和民事信托的价值基础,而不能以新颖为由将家族信托的特殊性过度放大。尤其是在我国信托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民事信托发展滞后的背景下,以家族信托为主体单独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并纳入信托法,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无论是理论基础、立法规律还是制度导向,家族信托法律制度的构建应融入到一般信托法律制度的完善之中,同时适当增加一些特殊性条款以满足家族信托的实际需要。

三、我国家族信托运作中面临的法制困境

()家族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明确。

从国际范围看,现代信托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围绕信任关系使受托人的义务不断加重,受托人的权利也适度扩大,在各方平衡的基础上加强对受益人的保护。从国内家族信托的实践看,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失衡状况较为明显。在法律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适用于家族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规范亟待完善。

对于委托人或受益人的法定基本权利,我国《信托法》规定了知情权、撤销权、解任权、信托管理方法调整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以家族信托为代表的民事信托活动内涵丰富,这四项权利显然不能为受托人或受益人提供完善的监督和救济手段。例如,当委托人死亡后,家族信托中的信托监察人是否应当比照委托人享有同等介入信托活动的权利,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此外,如果不考虑家族信托的特殊性和实际运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简单地根据《信托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赋予家族信托受益人和委托人同等的信托监督权,这种做法并不妥当2

关于受托人的义务规范,我国《信托法》要求受托人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家族信托注重信托关系的长久稳定,这对受托人的义务约束提出了更高标准。现行《信托法》的有关规定过于抽象和简单,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此外,委托人或受益人对受托人的信任度高低并不必然取决于受托人义务负担的多寡。尤其是家族信托属于综合性的事务管理型信托,在长期的事务处理过程中可能会缺少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必要配合,因而不宜过度加重受托人的义务。如何根据家族信托的特点完善受托人义务规范并达到宽严适度,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解决。

()家族信托的登记制度有待完善。

2017830日,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托登记制度,保护信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银监会发布《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就落实《信托法》第十条规定提出了具体措施。《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将信托登记分为预登记、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终止登记和更正登记,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登记程序和要求。

家族信托的私密特征是信托登记制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问题。《信托登记管理办法》虽然满足了家族信托维护私密性特征的需求,但家族信托的私密不属于秘密,公示和公信仍是登记制度的基础内涵。信托登记制度蕴含的交易安全价值直接影响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运用效率,也直接影响第三人与受托人进行交易的积极性。如果忽视家族信托特点和信托登记制度内涵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能会造成登记公示的盲区,无法发挥信托登记制度的对维护交易安全的应有价值和功能。此外,《信托登记管理办法》中多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作为信托类型前提,其中多数登记规范主要适用于资金信托,由此导致《信托登记管理办法》不能很好地解决家族信托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对于家族信托中受益人尚不确定时如何进行登记、信托财产登记信息的具体类别和范围、不同类型信托是否适用不同公示规则等具体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家族信托缺乏配套的税收制度支持。

信托是用于实现多样化目的的便利制度安排,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是信托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信托活动中,有三个阶段涉及信托税收问题,即信托设立、存续和终止阶段。在不同阶段,其涉及的税收内容不尽相同。在我国,信托运作在各个阶段可能遇到的税种以既存税目为准,如印花税、契税、所得税等,有关税目并没有针对信托业务的特点进行适应性设置。

家族信托的主要功能包括对家族财富进行税务筹划,这一功能的实现需要以健全的信托税收法律制度为基础。在家族信托复杂的财产管理或事务管理过程中,合理进行税务筹划是实现其综合性信托目的的重要方式。信托税收法律制度包含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两项,一是信托课税原则,二是税收结构要适应信托财产的特点。确立合理的信托课税原则,首要目的是避免重复征税,这对同时拥有多类别信托财产的家族信托来说至关重要。此外,信托形态会受到税收制度的制约。当前我国信托税收规则较为散乱,没有根据不同信托类型或信托财产类型进行统一的税制结构设计,这使得资金信托以外的民事信托发展受到制约。在实践中,家族信托的信托目的因此而难以实施,其税务筹划功能也大打折扣。

四、破解我国家族信托法制困境的对策建议

()完善家族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规范。

1.完善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规范。

在信托活动中,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对已设立信托的监督和干预。根据信托原理,委托人过度干预已设立的信托被视为不合理行为。当民事信托中的受益人能够独立行使权利时,将相关监督权能集中于受益人更为合理(能见善久,2011)。但笔者认为,信托受益人的监督权限应当根据信托目的和信托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家族信托的目的主要体现在实现家族财富传承延续和家族后代的发展教育,通过凝聚委托人意志的死亡之手效应,家族信托才能够持续发挥其功能。而且,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中尊崇家长意志,贸然以法定形式过度扩张受益人的权利,将不利于家族信托业务在我国的推广。所以,委托人意志应当在家族信托当事人的权利配置和实现过程中得到充分尊重。基于我国《信托法》的现行规定,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规范加以修正和完善:

第一,《信托法》第二十条赋予委托人和受托人知情权,能够及时了解信托运行和管理状况,并查阅、复制相关信托文件。然而,如果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同等享有法定的知情权,尤其是信托收益分配等敏感信息,可能会违背委托人设立家族信托的初衷,不利于家族内部关系和信托运行的稳定。对此,家族信托受益人合理的知情范围通常是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不涉及收益分配的信托财产处分行为及收支情况,而非与受益人或收益分配有关的信托文件原始信息。所以,应当对家族信托中委托人和受益人的知情权分别进行界定,既保障受益人的知情权,又能够适应家族信托的实际需要。对于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可以适用《信托法》第二十条。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可以准用委托人的知情权规定,然而必须设置但书,即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对于特定情形下要求受托人调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撤销信托财产处分行为并追究责任的权利,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和受益人依法共同享有上述权利。但是当受益人和委托人在权利行使时出现意见冲突并陷入僵局,《信托法》第四十九条将最终决定权赋予人民法院。委托人意志需要在家族信托得到尊重和凸显,所以应当确立家族信托的委托人意愿优先原则,而不是笼统由法院代为做出利益取舍或判断。此外,家族信托可能会设立信托监察人,并在委托人死亡后替代发挥委托人的部分功能。当监察人和受益人出现权利行使僵局时应当如何处理,我国《信托法》并无规定。监察人与信托目的、信托利益的密切程度远不及委托人本身,为防范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应当规定监察人或受益人申请人民法院进行裁定,并将体现委托人生前意志的信托目的明确作为裁定依据。

除此之外,《信托法》也需要丰富委托人或受益人的权利内容,加强对受托人的外部约束。一项建议举措是向委托人或受托人提供更及时的监督和救济手段,而不是仅依靠撤销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获得事后救济,减少利益损失和成本支出。在权利设置方面,应当考虑赋予委托人和受益人停止侵害请求权(江方,2008)

【注释】

1 数据来源:北京银行、北京信托、中国社科院、中央财经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家族信托行业发展报告 2016》。 

2《信托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受益人可以行使本法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委托人享有的权利。受益人 行使上述权利,与委托人意见不一致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参考文献】 

江平.信托制度在中国的应用前景.法学[J],2005,(1).

李有星,杨得兵.论家庭信托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价值[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

魏拴成,宋瑞敏.财会月刊[J].财会月刊,2016,(14).

王莹.首个家族信托管理系统上线行业发展四大问题待改善[N].证券时报,2017-08-16(4).

席月民.国有资产信托法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能见善久.现代信托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江方.论受托人谨慎投资义务[J].宁波大学学报,2008,(2).

吕铖钢.信托受托人行为异化论[J].南方金融.2015,(1).

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谢思聿.家族信托魅影[J].中国企业家,2013,(10).

注释:

  
出处:《南方金融》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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