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金融服务法总论|证券和金融商品交易法|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金融公法|金融税法|环境金融法|国际金融法|法金融学
中财法学论坛|国外动态|金融服务法评论|金融服务法研究咨询报告|金融法案例|金融法规速递|金融消费者教育|课程与课件|金融法考试
 今天是
会议通知||“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法律”学术研讨会暨青年优秀论文颁奖典礼      第七届经济法30人论坛在中央财经大学成功召开      北京市金融服务法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通知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专家咨询会在京召开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金融税法
人民币入篮与我国法制变革(上)
韩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传时间:2018/8/2
浏览次数:38
字体大小:
关键词: 人民币; SDR; 法制变革
内容提要: SDR 虽为 IMF 创立的官方储备资产,但只有在兑换成 SDR 篮子货币或其它可自由使用货币后,才能发挥国际储备的作用,因此,SDR 实质上构成 IMF 一成员国向其他成员国获取可自由使用货币融资的法定或意定请求权。SDR 的这些特性与人民币入篮所追求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对我国的资本项目管理制度、汇率制度、金融市场制度提出了变革要求。由于 SDR 的特性使然,加之人民币入篮后所要满足的要求高于入篮标准,我国需要充分地开放资本项目,在立法上除保留确有必要维持管制的有限项目之外,其他资本项目应充分开放。在汇率制度上,人民币“一币双价”与《IMF 协定》规定的等值原则相冲突,我国应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以消除这一冲突和实现汇率并价。此外,IMF 对 SDR 篮子货币利率计值的金融工具的要求,需要我国改革国债利率定价制度,使之合理地反映市场信贷状况,并采取措施深化我国国债市场的深度。

在举世瞩目之中,人民币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下简称 IMF) 的特别提款权( Special Drawing Right,以下简称 SDR) ,成为 SDR 一篮子货币( 以下简称篮子货币) 中第三大货币。 虽然人民币加入 SDR( 以下简称入篮) 有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特别是 SDR 具有的官方储备性质有助于补强人民币国际化在官方领域的不足,但是,由于 IMF 对 SDR 及篮子货币具有相应的制度和要求,因此,人民币入篮会对我国的资本项目管理制度、汇率制度以及金融市场制度提出挑战。事实上,为使人民币入篮,我国在人民币入篮前已进行了必要的制度调整,但是,人民币入篮前所需达到的标准与人民币入篮后因应 SDR 业务、交易而需满足的要求并不能等同,因此,我国为人民币入篮所做制度调整并不能取代人民币入篮后所需进行的法制变革。不止于此,若要充分发挥人民币作为 SDR 篮子货币的功用,特别是要借人民币入篮达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我国仍然面临艰巨的法制变革任务。鉴此,本文拟在对人民币入篮引发我国法制变革的因素进行探寻的基础上,重点对这些因素会引致什么样的法制变革进行考察,并提出我国进行相应变革的构想。这一研究在国内外已有研究鲜有涉猎的情况下尤显重要和迫切。

 

从国外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的两个方面,一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SDR 创立前后对 SDR 的研究 ,二是 2009 - 2016 年在人民币两度申请入篮背景下以 IMF 为代表的对人民币是否符合入篮条件的研究。 前一时期的研究为本文探讨 SDR 特性及其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挑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这些研究囿于彼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 也不可能) 对后来取而代之的牙买加体系在发展过程中赋予 SDR 的新元素及其对 IMF 成员国法制的影响进行揭示。后一时期的研究则限于对人民币是否符合入篮条件的衡量,但没有关注人民币入蓝后我国法制需要进一步变革的问题。从国内来看,相关研究集中于 2009 年以来,主要基于人民币两次申请入篮这一背景,且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的多数,法学研究甚少。在有限的法学研究成果中,虽然也有对人民币入篮对我国法律制度影响的思考 ,但这些研究通常在论及我国法制变革时因缺乏 IMF 的规则依据而沦为失据的漫谈,或仅限于问题的一隅或一面。可见,人民币入篮引发我国法制变革这一课题仍然未解,亟需开展开拓性的研究。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邃密查考人民币入篮引发我国法制变革的因素,深度挖掘 SDR 的本质特征和人民币入篮的动因,以此为据搭建本文的研究框架,有据可依、有制可循地对人民币入篮会引发的我国法制变革以及我国法制如何变革的问题进行剖析。

 

一、人民币入篮引发我国法制变革的因素

 

探寻人民币入篮引发我国法制变革的因素,旨在确定人民币入篮与我国法制变革的对应关系,即确定人民币入篮的哪些因素会引发我国法制变革,进而将非由人民币入篮而引发的法制变革排除在本文考察之外。毋庸赘言,即便人民币不入篮,我国的法制也会随着我国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我们不能将我国法制的一切发展变化,都归结为人民币入篮所需,否则,这一研究就会丧失应有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误导研究对人民币入篮而需进行的对应性法制变革的指引。那么,人民币入篮引发我国法制变革的因素有哪些呢? 回答这一问题离不开对 SDR 本身特性,以及人民币入篮的背景和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探寻。

 

( 一) SDR 的特性

 

SDR 在自诞生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虽历经国际货币制度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的沧桑巨变而发生了一些自身的变化,但孕育其基本特性的历史基因却未曾改变。因此,认识 SDR 的特性,离不开对 SDR 创立的历史背景及彼时需要的考察。

 

1. 孕育 SDR 特性的历史背景

 

SDR 是 IMF 在特里芬难题( Triffin Dilemma) 发作并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的局面下,为解决世界经济和贸易面临的流动性短缺之困,于 1969 年为成员国创立的一种补充性国际储备资产。SDR 的创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造缺陷具有密切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和固定汇率制为基本构造特征。当时,拥有巨额黄金储备的美国是唯一承诺按照 35 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比价可将各国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的国家,加上美元具有黄金所不具有的生息优势,因此,美元被认为是至少不次于甚至优于黄金的国际储备资产, 在彼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储备中占据核心地位。

 

然而,这样的国际货币制度设计和构造却潜伏着致命的缺陷,典型的体现就是特里芬难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35 美元兑换 1 盎司黄金的条件下,维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所需提供足够的国际清偿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支柱,美国需要通过国际收支的顺差来保持美元的坚挺,维护各国对美元的信心。但这样却会导致美元提供的国际流动性的匮乏,妨碍国际经贸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各国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支付以及汇率干预的需要,须增持美元储备。而此举须通过美元发行国———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才能实现。但是,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大,输送到各国手中的美元越多,各国就会越对美元缺乏信心,就越要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面临国际储备及其提供的流动性不足的威胁。如果此时美国扩大其国际收支赤字,国际社会面临的美元流动性不足问题固然可以得到缓解,但抛售美元、抢兑黄金的浪潮会令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如果美国采取措施消除国际收支赤字,又会导致国际储备货币的严重短缺和国际贸易放缓。 在此情形下,国际社会寻求创立一种尽可能避免触发特里芬难题的补充性国际储备资产,SDR 便顺势而生。

 

具言之,1969 年,IMF 成员国经对《IMF 协定》第一次修改而创立的 SDR,不需要以美国国际收支出现赤字为条件,也不取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另一大储备———黄金的发现、开采和库存数量。这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的数量,由 IMF 根据成员国的需要来确定,按照各成员国的份额进行分配。这样,SDR 就可以摆脱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支柱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之困,在满足国际经贸活动对国际储备及其提供的流动性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一方面避免损害美元的信用,另一方面防止世界经济因美元在国际间流动性的不足而陷入萎缩。 可见,SDR 的创立旨在降低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元以及黄金的依赖,拯救布雷顿森林体系,满足国际经贸活动增长对国际储备增加的需要。虽然 SDR 最终没有完成拯救大任,但这种国际储备资产并没有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消失。相反,其携带创立时被置入的基因,发展演变而延续至今。那么,IMF 所携基因会赋予其什么样的特性,人民币加入其中又会对我国法制产生什么样的变革需要呢?

 

2. SDR 是非货币性的官方储备资产

 

作为修改《IMF 协定》的创造物,SDR 包含以下特征: 首先,SDR 具有储备资产的属性。储备资产是一国持有的能够为该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SDR 作为储备资产的属性主要体现在: IMF 成员国可以通过出售分配到的 SDR 换取所需外汇,以平衡国际收支或补充国际储备等。 反映这一属性的法律依据体现在《IMF 协定》第 22 条,其规定“……各参与国应保证与基金( 即 IMF———作者注) 以及其他参与国合作,以促使特别提款权账户之有效实施,以及按照本协定正当使用特别提款权,并使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 SDR 的国际储备资产的性质和地位由此在国际法上得到了勿庸置疑的确立。

 

其次,SDR 仅具有官方储备资产的性质。根据《IMF 协定》第 17 条和第 19 条之规定,SDR 限于在 IMF 成员国之间以及 IMF 成员与 IMF之间使用和交易,而不能直接用于其他目的。因此,SDR 具有官方性质。然而,SDR 的某些功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运用常被误读。例如,据 1979 年修订的《维斯比规则》,承运人对国际运输货物灭失或损坏的最高赔偿额以 SDR 计算,每件 666. 67SDR。此外,在 1980 年代初始,金融市场还出现过以 SDR 计值的存款。 但是,这些只是 SDR 的计值功能在私营领域的运用,并不能改变 SDR 本身的官方性质,SDR 计值资产与 SDR 本身并不能等同。

 

再次,SDR 不是货币。通说认为,货币须具备三项功能: 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储藏价值, 并分别体现在私营领域和官方领域,因此,货币功能有六大体现( 详见表 1) 。SDR 在私营领域,除具有前述价值尺度功能之外并无其他功能。

 

在官方领域,SDR 也只具有价值尺度和储藏价值的功能。就前者而言,根据《IMF 协定》第 4 条第 2 节的规定,IMF 成员国可以以 SDR 确定本国货币的价值。如果一国货币以 SDR 定值,则 SDR 作为价值尺度构成该国货币定值的基准。就后者而言,IMF 创立 SDR 本身就是为了补充成员国的国际储备。尽管如此,SDR 在官方领域却难以构成真正意义的交换媒介。 交换媒介在官方领域主要体现为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汇率干预。但 SDR 并不能直接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的汇率。成员国若要动用 SDR 进行上述干预,须依 IMF 的指定或依成员国之间的协议将手中的 SDR 向其他成员国兑换国际通货, 因此,用作干预的工具是以 SDR 兑换的国际通货,而不是 SDR 本身。

 

最后,SDR 仅构成账面资产,现实中并没有有形的 SDR 流通。这种样态的账面资产在需要兑换成 SDR 篮子货币,从而在成员国之间发生 SDR 的流转时,仅由 IMF 在交易双方在 IMF 开立的 SDR 账户上作减少和增加的账目记载来完成。总之,仅有的官方性质、交换媒介功能的缺失以及账面资产的存在方式,铸就了 SDR 的非货币性之特殊储备资产的特质。

 

3. SDR 实质上是借助可自由使用货币的兑换请求权所建立的信贷

 

SDR 既非货币,亦非黄金,那么,其何以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资产,发挥国际储备资产的功用呢? 因此,对 SDR 特性的认识还需在非货币性官方储备资产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寻。

 

SDR 实际上是修改后的《IMF 协定》赋予 IMF 成员国以 SDR 从其他成员国获得可自由使用货币( free useable curren-cy,以下简称 FUC) 的权利或权益。成员国以 SDR 获取 FUC 有指定和协议两种方式。根据《IMF 协定》第 19 条的规定,一成员国出于国际收支的需要,或基于国际储备的需要或变化,可以使用 SDR 向 IMF 指定的另一成员国换取等值的FUC。IMF 应指定国际收支状况及储备总额足够强劲的成员国,或需要补充 SDR 头寸或需要减少 SDR 赤字的成员国为提供 FUC 的被指定国。除指定方式之外,成员国也可以通过协议,由一成员国以 SDR 向另一成员国购买和兑换 FUC。但无论在任一方式下,SDR 由于不是 IMF 发行的货币,因而不构成成员国对 IMF 的债权。 那么,SDR 作为《IMF 协定》为成员国创设的一种权利具有什么性质呢?

 

透过对以上法律安排的分析可知,SDR 实质上是持有 SDR 的成员国向其他成员国购买和兑换被请求国拥有的FUC,从而获得 FUC 融资的请求权。作为因应权利人在不能对权利客体直接支配,而须借助义务人的行为才能实现权利情形下创设的请求权,其在 SDR 业务中体现为: SDR 因不是货币,无法直接满足 IMF 成员国的国际收支或国际储备的需要,而能够满足上述需要的 FUC 又不在需要的成员国的掌控中,因此,《IMF 协定》通过创设 SDR 这一制度赋予成员国以SDR 购买和兑换 FUC 的请求权。在 SDR 购买和兑换 FUC 的交易中,请求权人是具有调整国际收支或满足国际储备需求的成员国,被请求人是 IMF 指定或经协议同意而提供 FUC 的其他成员国,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是以 SDR 购买和兑换的 FUC。IMF 成员国之间通过将 SDR 转换为 FUC,发生以 FUC 形式提供的信贷,而 IMF 只是这种信贷便利设施的管理者。 不止于此,《IMF 协定》还为该请求权的行使和给付提供了法律保障。《IMF 协定》第 22 条关于各参与国应保证与IMF 以及其他参与国合作,以促使 SDR 有效实施的规定,第 23 条关于被指定成员国如不遵守义务将被停止使用 SDR 权利的规定,就是鲜明的体现。

 

质言之,《IMF 协定》通过在成员国之间创设对 FUC 的请求权,旨在保障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不能直接使用的 SDR 通过兑换成为 FUC,使其发挥国际储备所能够发挥的功能。因此,SDR 的有效运营、交易和使用,取决于 FUC 的发行国是否允许其他成员国将手中的 SDR 兑换成 FUC。货币入篮意味着货币发行国承担兑换 SDR 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国家因不愿承担这一义务而拒绝本国货币入篮的前例。 人民币入篮意味着人民币已成为 FUC,也意味着我国承担了与他国请求权相对应的义务,这无疑是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一次重要检视。那么,人民币为什么要积极入篮成为被请求、受检视的对象呢? 答案主要在于人民币国际化。

 

( 二)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人民币入篮

 

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在国际社会充分发挥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储藏价值的货币功能而被广泛用作贸易计价及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过程和状态。人民币国际化既事关中华民族的复兴,又可以使我国摆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的弊端,构成我国极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自 2009 年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正式推出以来,我国先后于 2010 年和 2015 年两度积极申请入篮。那么,人民币入篮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助益呢? 这要从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不足与 SDR的前述特性来探究。

 

表 1 国际货币的功能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状

 

 

私营领域

官方领域

 

 

 

 

贸易计价货币: 在政府支持下有巨大发

成为其它国家确定汇率的盯住货币: 没有。

价值尺度

展。

政府国际债券的计价货币: 有限。

 

金融产品计价货币: 有限。

 

 

 

 

 

 

贸易和金融交易的媒介: 贸易结算在政

外汇市场的干预货币: 没有。

交换媒介

府支持下有巨大发展,但用于金融交易

政府间货币互换: 有较大发展。

 

支付仍然有限。

在境外流通: 在周边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

 

 

 

储藏价值

跨境存款与证券投资: 有限。

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 十分有限。

 

 

 

 

前已述及,国际货币须具备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储藏价值三大功能,并分别体现在私营领域和官方领域。那么,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在官方领域和私营领域实现得如何? 透过表 1 可知,目前人民币在贸易计价和结算———金融产品计价、结算和投资———官方盯住汇率、外汇市场和外汇储备的链条上,呈现出依次衰减的特征,即人民币在贸易计价和结算上的职能发挥得相对显著,在金融产品计价、结算和投资上作用有限,而在官方盯住汇率、外汇市场干预和外汇储备中则没有作用或者作用十分有限.这其中既有我国资本项目管制这一主因,也有我国汇率制度不相适应的影响。

 

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不仅要在私营领域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而且在官方领域亦被广泛接受。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 SDR 的特性之一就在于其具有前述官方储备资产的属性。人民币入篮恰好可借助 SDR 的这一特性补强人民币在官方领域存在的短板,促使各国当局广泛配置人民币储备资产,并反过来推进人民币在私营领域的国际化。而 IMF 这一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货币组织宣布人民币入篮,相当于其在近 200 个成员国范围内赋予了人民币以国际储备资产的身份和地位。虽然人民币入篮并不能等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但如果成为各国广泛拥有的主要国际储备构成货币国际化完成的标杆的话,那么,人民币入篮则是有力推动人民币在其国际化羸弱的官方领域朝着这一标杆迈出的重要一步。

 

可见,人民币入篮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入篮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二者存在高度的重合。鉴此,我们在考察人民币入篮引发我国法制变革因素时,无疑应将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纳入进来,否则,就会脱离人民币入篮的初衷和动因。

出处:政 法 论 坛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

网站简介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网站管理

公众微信二维码
建议使用IE6.0以上1024*768浏览器访问本站 京ICP备14028265号
如果您有与网站相关的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financialservicelaw@126.com),我们将做妥善处理!
版权所有©转载本网站内容,请注明转自"中国金融服务法治网"
欢迎您!第 位访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