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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对价平衡原则论(上)
武亦文,杨勇
上传时间:201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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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价平衡;收支相等;危险保险费
内容提要: 与保险学中的收支相等原则进行对比,对价平衡原则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但两者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同民法中的公平原则相比,对价平衡原则还应注重实现危险共同体这一团体的利益,因此,对于当事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作出不同于一般合同中的要求。自功能论角度而言,对价平衡原则为保险法中当事人诚信义务的强调提供了理论基础,是保险合同解释应遵循的原则,决定了承保危险区分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维系着危险共同体的存续。自具体的法律规则层面而言,从投保时的如实告知义务,到保险合同存续期间的安全维持义务和危险显著增加时的通知义务及危险减少时的保险费返还义务,再到保险合同解除时对于保险人解除权在因果关系层面的限定,均体现了对价平衡原则。

        对价平衡原则,是一项众多保险法学者所默认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在保险法中发挥着公理性作用,在司法实务层面,法院往往以对价平衡原则来证成判决的合理性;同时,许多学者在论证具体的保险法律制度时,也将其作为一项不证自明的定理来予以适用。主流的保险法以及保险学教科书一般仅承认保险利益原则”“损失补偿原则”“最大诚信原则”“近因原则为保险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但事实却是,所谓保险法的四大基本原则是存在理论认识误区的,例如,最大诚信原则只是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自然延伸而已,保险法的特殊性并不能将诚信原则上升到比一般私法中的基本原则更高的地位;再如,近因原则只是判定特定危险同被保险人所受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规则,将近因原则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似并不可取。但对于众多保险法学者言及的对价平衡原则,理论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是许多研究不自觉地将这一原则用于具体制度的分析中,他们似乎习惯性地将对价平衡原则作为论证自身论点合理性的原理,却从未真正回归到这一原则本身。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保险合同法可被体系化地解读为意思自治、给付均衡、合理期待三个核心原则的组合给付均衡即为对价平衡,该原则是保险的核心原则,自然也是保险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

  在实证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也未明确提及此项原则,而与对价平衡原则有一定联系的当属《保险法》11条第1款对于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的规定。但或许基于保险法与民法具有一般法与特殊法关系的认识,许多研究存在以民法中的公平原则来套用保险法中公平原则的倾向。固然,保险法也必须实现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公平,但保险法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公平构建应以对价平衡原则为核心,更多地体现对于交换公平的追求,在保险技术层面,主要表现为精算层面的数理公平。虽然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对价平衡原则,但是,自功能论角度而言,对价平衡原则对于保险及保险法发挥着无法忽视的作用;在法律规则设计层面,保险法具体制度的构建均体现了这一原则。

  一、保险制度中的对价平衡原则:基于与收支相等原则的对比

  一般认为,保险制度存在三大原则,分别是:大数法则、收支相等原则、给付反给付均等原则,也有学者归纳为两大原则——收支相等原则、给付反给付均等原则,三原则说同两原则说的区别在于是否包括大数法则,但都认可包含收支相等原则和给付反给付均等原则。

  从保险精算角度考虑,保险应遵循收支相等原则。收支相等原则是指所有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总额同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总额是相等的。此保险金总额事实上是由危险共同体全体成员所负担。

  设保险费为P,保险金为Z,被保险人数量为N,保险事故发生数量为R,保险事故发生概率为W。收支相等原则可以如下数学公式表示:NP=RZ对价平衡原则即对应于给付反给付均等原则,该原则为德国学者Lexis提出,因而也被称为“Lexis原则对价平衡原则与收支相等原则的区别在于:对价平衡原则追求的是个体意义上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给付与对待给付的均衡,而收支相等原则反映的是宏观意义上危险共同体保险费收入与保险金支出的平衡。

  虽然对价平衡原则与收支相等原则存在上述区别,但二者也存在联系。前述的收支相等原则决定了单个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个体层面的对价平衡。这种关系可在数学公式中得到印证。“NP=RZ”这一表示收支相等原则的公式可转化为对价平衡原则,等式两边同时除以被保险人数量“N”即得到:P=(R/N)×Z,保险事故发生概率“W=R/N”,依据大数法则,在被保险人数量N足够多时,统计出的保险事故发生概率W接近于真实值,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计算公式可表示为“P=W×Z”,该式也表示对价平衡原则,即投保人所缴的保险费P与保险人承担的危险(W×Z)呈等价关系。因而,对价平衡原则与收支相等原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如果个体层面的对价平衡无法维持,这意味着危险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公平无法得到保障,那么整个危险共同体所欲达到的收支相等原则的目标也无法实现。若收支相等无法维持,整个危险共同体将面临解体的命运。所以,对价平衡原则并非仅仅单纯地追求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对价的均衡,而是维系危险共同体存续的根基,本质上并不简单地表现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两方之间的合同关系,还关涉其他被保险人等第三人利益的实现。

  二、保险法上对价平衡原则的一般认知:基于与民法中公平原则的对比

  囿于保险法是民法特别法的认识,许多学者将民法的公平原则适用到保险法中,致使保险法学界对于保险合同公平问题认识不足;同时,由于保险合同是典型的射幸合同,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并不确定,理论界存在保险合同不遵循等价有偿原则的认识误区,限制了对于对价平衡原则问题的研究。保险合同的公平,应主要表现为交换公平层面的对价平衡原则,但不同于民法中的交换公平。在保险合同法层面,《保险法》11条对于遵循公平原则订立保险合同的规定同我国民法对于公平原则的规定类似。不过,保险法中公平价值的实现,体现为对于对价平衡原则的贯彻。基于对价平衡原则对于保险的重要性,在保险业法层面也存在类似之法律规定,《保险法》114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公平、合理地拟订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不得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保险法与民法具有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虽然对价平衡原则同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具有共性——对价平衡原则即为交换公平的体现,但是,此种交换公平的机理更多地表现出了保险法上的特别之处。

  ()客观等价VS主观等价

  大数法则、精算技术、概率论的运用使得被保险人所面临的实质危险因素能够被客观估算,对价平衡原则具有了客观等价性。在保险中,保险事故发生概率“W=R/N”,这意味着当被保险人数量N足够多时,能够近似测算出保险事故发生概率的真实值,大数法则、精算技术、概率论运用于保险,使得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给付与对待给付得以从数值加以表示。技术性手段的运用为对价平衡原则中价值的客观化衡量提供了明确可行的标准。第一家以正确的保险技术原则建立的人寿保险公司,为一七六二年在伦敦成立的衡平(Equitable)相互性保险公司。该公司以“Equitable(衡平)”作为公司的名称,这或多或少说明了数理统计与概率论等技术手段对于保险对价平衡原则会产生影响。

  而在一般的双务合同中,虽然也存在对于对价平衡的强调,但是,此种对价均衡建立在主观等价原则基础之上,现实中并不存在类似于保险中的大数法则这样一种标准来对客观价值予以准确衡量,因为物的价值会随着时间地点而发生改变,具有主观性,要求一切交换关系都做到客观等价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要交易双方彼此感到满足即可。法律总是假定,当事人完全可以协商解决好对价的适当性问题,所以法院对当事人间的交换价值在客观层面是否相当并不关心。例如,在英美法中,存在所谓的胡椒子规则,按照这一规则,法院只关注合同是否存在对价,而对价在客观上是否具有等值性则在所不问。除非是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例外情形下,法院才会介入到当事人间的私法自治,依客观等值原则处理。因而,在合同法中基本遵循的是主观等价为原则、客观等价为例外的逻辑。只要一方合同当事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认为另一方提供的给付与自己所提供的给付具有相等的价值,即可认定给付与对待给付具有等价关系,如果法律允许法官仅仅因为合同中约定的给付在客观层面互相不等值而宣布合同无效或对合同进行调整,那么会动摇私法自治这一民事基本原则的地位,因此,一般情形下对于合同中等价的判断仅仅适用的是主观等价原则。

()团体利益格局中的对价平衡与双方利益博弈下的公平

任何一份保险都是以某一危险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这一危险共同体由因某种危险事故发生而将遭受损失的人所组成,危险共同体成员和共同体本身发生权利义务纠纷时,不能仅依民法上双务合同的规则将相对方置于对立地位,彼此应站在整个共同体利益的立场之上。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利益关系,而是具有利益共同体的意蕴。从技术角度考虑,保险公司对危险的承担仅仅具有形式意义,真正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是未受损失的其他投保人。保险合同的订立并不仅仅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双方利益博弈的结果,绝对的合同相对性应受到一定限制,一份保险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将会对危险共同体中的第三人利益产生直接影响。保险本质上具有互助性质,单个保险合同对价的失衡意味着整个风险共同体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有损于危险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关系,此种不对等将触发逆向选择的闸门,高风险的投保人利用此一失衡的机制获利,而低风险的投保人选择退出危险共同体,最终将导致整个保险制度运转的失灵。

  而在一般的双务合同中,所涉及的主体仅仅为订立双务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利益表现为对立关系,合同的订立是双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对价的失衡只会对双方当事人利益产生影响,而且此种利益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生活所允许的,相反,过于强调双方给付的客观均衡将会不合理地限制交易的发生。因此,一般的双务合同当事人确应最大程度地追求自身私利,而保险合同中却受到危险共同体这一集体利益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信息获取成本的高与低

  在理论层面,存在两种类型的信息,即公共信息以及私人信息,具体到保险领域,公共信息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均知悉的信息,而私人信息,则通常只为一方当事人所熟知,对于私人信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信息获取能力的高低差异。在保险合同的缔结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信息,保险中所独有的信息不对称结构导致了对于对价平衡原则的强调。由于转移给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处于主体不确定的状态,不能转移占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独占了有关保险标的的信息,保险人要么无法验证此种信息,要么验证信息成本过高,基于成本考量,无法进行全面完整的调查,而此种信息是衡量保险人所承担义务是否公平的标准。在进入缔约程序时,双方就面临彼此缔约地位不对等的状况,此种信息不对称并不能通过一方善尽调查义务而克服。为了纠正此种先天性的不平衡局面,保险法应该尤其强调对价平衡原则,并要求投保人这一最廉价的信息提供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以便保险人进行危险估计。

  而在一般的民事合同中,以买卖合同为例,虽然此时买卖双方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但标的物以实体形态表现出来,买方可以在不产生过大成本的前提下了解标的物状况,因而一方合同当事人也没有义务揭示为其所知但并不为对方知晓的重要事实法律假定合同当事人都是理性的、善意的,一般交易合同中的当事人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应当自行收集各自所需要的信息,合同相对人对信息的需要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方负有向对方披露信息的义务,这明显不同于保险合同中一方对于信息的需求导致另一方负有信息提供的义务,在一般的民事合同中,奉行的是买者当心的一般交易规则。

注释:
        在判决中直接提及对价平衡原则的案件参见: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10民终261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6)鲁0202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3)东商初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2016)冀8601民初342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4)青民二初字第92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贾林青:《保险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81页;傅廷中:《保险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94页;张海棠主编:《保险合同纠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9页。不过,在其他少数教材中能够见到对对价平衡原则的零星介绍。参见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
    马宁:《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批判》,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
    参见庭田範秋:《社会保障の理念と保険の原理》,《社会保障研究》第2卷第3号。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司法解释起草小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大数法则,指在对某一现象观察的次数尽可能多时,所统计出的这一现象发生的概率将会接近真实概率。参见吉川吉衞:《大数の法則と保険プール》,《経営研究》第58卷第2号。
    参见甘利宮人,福田弥夫:《ポイントレクチャー保険法》,有斐閣2011年版,第2、3页。
    参见小川浩昭:《保険史考察の意義》,《西南学院大学商学論集》第56卷第3·4号;舩津浩司:《給付反対給付均等原則の法的再定位》,《生命保険論集》第189号;小川浩昭:《保険の相互扶助性について》,《商学論集》第52卷。
    参见舩津浩司:《給付反対給付均等原則の法的再定位》,《生命保険論集》第189号。
    参见小川浩昭:《保険原理論——レクシスの原理と二大原則》,《西南学院大学商学論集》第56卷第1号;庭田範秋:《社会保障の理念と保険の原理》,《社会保障研究》第2卷第3号。
    参见小川浩昭:《保険原理論——レクシスの原理と二大原則》,《西南学院大学商学論集》第56卷第1号。
    参见庭田範秋:《社会保障の理念と保険の原理》,《社会保障研究》第2卷第3号。
    对价平衡原则对于维持风险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公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参见舩津浩司:《給付反対給付均等原則の法的再定位》,《生命保険論集》第189号;宇野典明:《資産負債最適配分概念の下における保険契約者平等待遇原則のあり方について》,《商学論集》第55卷第5·6号。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司法解释起草小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参见赵金龙:《最大诚信原则与〈保险法〉的完善》,载王保树主编:《中国商法年刊(200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姜南:《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2、13页。
    不过,保险费分为纯保险费与附加保险费,纯保险费依据大数法则计算出客观价值,而附加保险费则是保险人为开展营业活动所带来的花费而收取的,附加保险费并不依据大数法则计算得出,因而并无对价平衡原则适用空间。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1页。
    参见徐国栋:《公平与价格——价值理论——比较法研究报告》,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刘承韪:《英美法对价原则研究:解读英美合同法王国中的“理论与规则之王”》,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参见李双元、杨德群:《暴利行为比较研究——以公序良俗原则为视角》,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参见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3、24页。
    参见王安胜:《论保险告知义务的狭义化》,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13辑。
    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See Yves Thiery, Caroline Van Schoubroeck,“ Fairness and Equality in Insurance Classi?cation”31(2)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 Issues and Practice 195(2006).
    See Peter Siegelman,“Adverse Selection in Insurance Markets: An Exaggerated Threat”113(6)The Yale Law Journal 1241(2004).
    徐卫东、高宇:《论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参见王安胜:《论保险告知义务的狭义化》,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13辑。
出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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